清代酒泉的商业贸易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普通民众对从事商业贸易的观念和行为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城镇集市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某些非商品变成商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原有的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新经济作物得到普遍推广，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数量大幅增加，商品生产专业化程度增强，更多的人进入市场，社会对商品的需求量空前增长。

清代酒泉商品的种类增多，商品交换较之前代更加活跃，除了赋税内容和制度变化原因外，经济作物种类增多、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

清代酒泉的农作物品种有几十种，粮食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莜麦、糜、谷、青稞、高粱、玉米、蚕豆、豌豆、黄豆、扁豆、绿豆、洋芋等。这其中较有影响的品种为小麦，还有肃州高台所产的水稻。《甘肃全省新通志》云：“稻，兰、巩、秦、阶、肃、宁皆有之，惟甘州所产特佳^[12]。”清末河西地区的水稻中有一种黑米最珍贵，被称为“贡米”“药米”“长寿米”。黑米口味好，香醇，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本草纲目》称其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明目活血的功效。

清代酒泉各地普遍盛产瓜果，《甘肃通志》载：“甜瓜出肃州”；“回回甜瓜出瓜州”；“西瓜出肃州”^[13]。《甘肃全省新通志》亦云：“西瓜，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甘瓜，即甜瓜，俗名哈密瓜。各府州倶有，惟甘肃安西出者佳。如拳者名回回帽。晒干名曰瓜干”^[14]。

清代酒泉各地所产果类较多，大约可分为杏、桃、果、梨四大门类。苹果各地都有出产；柰子，俗称沙果，苹果的一种；冬柰，俗名楸子，果实可食用，叶可作饲料，又可治猪疮，木材细致，耐湿，供建筑及制作家具等用，种子可作药用，主治热毒及各种疮疥。《甘肃全省新通志》云：“张掖白柰、酒泉赤柰皆佳”；“冬柰，产甘州者佳，土人取其汁，煎为膏，印花纹，名曰果丹皮^[15]。”梨，酒泉各地均有产出，而且品种很多。《甘肃通志》云：“梨，肃州出者佳。”敦煌的香水梨、冬果梨也是梨中的佳品。敦煌冬果梨色泽鲜艳，形体美现，皮薄肉细，甜酸适度，能长期贮存，久负盛名。

酒泉出产的中药材主要有甘草、丛蓉、大黄、锁阳等十多种，远销国内外市场。尤其大黄、甘草品质最佳。大黄亦称“将军”，主治火热病，为峻快性之挥药及健胃药。《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如是诸州之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居民持土产果实为活^[16]。”清人椿园氏《外藩列传》亦载：“温都斯坦一大国也……最贵中国瓷器……而大黄尤为至宝。”甘肃大黄盛产于岷县、临泽、武威、文县、武都、河州、夏河等地，年产量在50万斤以上，尤以酒泉、山丹、河州、岷州所产品质最佳。索斯诺夫斯基对此有详细的调査和记载：

大黄是南山一带主要的财富，唐古特人一般在9月份采挖，对根部略作清理后，用3—4天的时间晾干，然后捆扎，每捆140根，大批量交易时以100根计算。大黄在产地的价格为20000乔赫，或3卢布60戈比，但在天津，我们的商人以每百根30两银子，或20卢布的价格收购，仍十分获利^[17]。(www.daowen.com)

《重修肃州新志》亦云：“大黄，味寒苦，一名黄良。《本草》云：‘生陇西’。今甘肃诸卫皆有，唯山丹者，有锦纹，最佳。回夷人畜，俱赖以食用。故其人贡还，辄满载以归^[18]。”乾隆九年肃州开市时，准噶尔宰桑额连胡里就是专程携带货物来肃州易换大黄的。如“葡萄一斤，答大黄一斤；硇砂一斤，答大黄二斤；羚羊角五枝，答大黄一斤”，仅此一次贸易，准噶尔部共易换大黄39610斤^[19]。肃州市场是清末甘青地区药材输出的中级市场，准噶尔部在肃州以皮张等易换大黄后，除一部分自用外，大部分转销中亚、欧洲等地，成为甘肃大黄跨国销售的一个重要途径。而肃州等河西地区的药材也经蒙古草原，往包头转京津一带销售。河西地区大黄收购和销售贸易基本掌握在回族商人手中，他们在河西各镇以雄厚的资金和善于经商的能力，垄断了大黄的收购和出口贸易。

酒泉的畜产品主要是羊毛，其产地主要集中在肃北等地。畜产品交易是清代民族贸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清代晚期，由于世界和中国局势的重大变动，甘肃畜产品开始成为与内地以及欧美各国贸易中十分抢手的商品。英国毛纺织业正处鼎盛时期，原料极为缺乏，而河北商人宁普星在英国经商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将中国西北的羊毛、驼绒推荐给英商，这很快引起了欧美商人的注意，并派人在天津组织了新泰兴洋行，宁普星成为洋行的买办，从事皮毛贸易。到光绪末年，外商在甘肃各地收购畜产品，肃州成为当时甘肃较大的畜产品集散地之一。

清代酒泉的手工产品主要是毛织品、夜光杯等。肃州的毛褐、绒毯销往甘肃各地，为人们所喜爱。其品类：细而有绒者为姑绒，无绒者为褐尖，细而薄者为平机绒，次者为粗褐及牛毛褐等。清代酒泉绒褐的生产和消费与明代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保留“织金花之丽，五彩闪光之华”“一匹价银十余两”产上等精品外，更多的是趋于大众化的产品，其花色品种增多，价格低廉，用途更为广泛。鸦片战争以后，在洋货的冲击下，以羊毛为原料的织褐等传统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后来“渐行恢复者，有肃州、甘州之毡鞋，凉州之绒毡帽，宁夏栽绒毯，兰州之毡业。唯织褐业则一蹶不能再起，虽秦安、河州亦略有出品，但仅为民间自用，已无向外行销者^[20]。”

肃州玉器历史悠久，尤以夜光杯、玉笔筒最为著名。夜光杯的玉石原料产于距肃州城百里之外的祁连山石壁与河水中。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载：“玉石，一名噶巴石，出红水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彩色，有白色，深碧浅绿，俱可琢器，治之者，取山丹回回砂磨之^[21]。”噶巴石因产地不同而有墨水石、五岭石、茵板石、老窝子石等区分。这些石料色彩斑斓、质地优良。沈青崖在《噶巴石歌》中形容噶巴石为“雪山西峙万里余，于阗秀结葱岭起，绿玉白玉分两河，逶迤钟灵酒泉止。洪水坝前溪水清，邻邻石卵排牙齿，嫩黄深碧间松花，性质坚凝莹肌理^[22]。”清代，肃州夜光杯的生产全靠手摇脚踏的简陋器械，没有专门的字号，只在上面冠以作坊主的姓名或籍贯，如“肃州作坊”等。清末，随着商品贸易的繁荣，酒泉玉器加工业发展较快，共有作坊十余家，规模较大者雇佣工人十余人，中等者雇佣六七人，小者仅雇三四人。除经营夜光杯外，还有笔架、砚台、笔筒、名章、压纸条和烟嘴、茶碗、玉簪、手镯、戒指等。这些产品或为山西、陕西客商运至津、京、沪、汉转销内地，或为回族商贩驮运至康藏等地换取鹿茸、麝香等物品，或为外国传教士携至国外，或由本地商人转销于甘肃各地^[23]。

各类矿产品的开发利用，也促进了酒泉商业的繁荣。金、铁、盐、煤成为核心产业。乾隆五十一年，敦煌南北两山釆金民夫定额为2000人，逐日课金，每夫三分，正课外另抽散金三厘，所收金逐月交贮安西库。由西宁到甘、凉、肃州等地，金矿忽断忽连，蜿蜒几千里^[24]。肃州城西南山的煤矿，清代也都已开采利用。

清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清廷对货物流通中的税收进一步加强，嘉峪关逐渐成为控制东路贸易的主要关卡。嘉庆四年（1799），清廷放松了玉石之禁，准许叶尔羌、和阗等地的玉石、玉器进入嘉峪关，但必须按额纳税，若漏税，五钱以上罚一倍，一两以上罚两倍，二两以上罚三倍^[25]。十九年，吐鲁番等地大面积种植棉花并被大量贩运入关，清廷即令试于“商贩经处所，如嘉峪关等处，酌量收税”^[26]。酒泉成为中西商贸的重要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