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采用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认为不能因“贪利而废农工之大，不得逐末而望稼穑之难”^[4]，“崇本抑末载诸会典，着为常经，由来已久”^[5]。顺治时期，为尽快恢复经济，清廷提出恤商、扶商的口号，鼓励商人的活动，宣布“将前朝召买粮料诸弊尽行蠲除。自时厥后，凡市籴皆因商民所便，时地所宜，度物货平市价，劝商贾，敦节俭，抑豪强，禁科派”^[6]。顺治五年（1648），下令禁止诸王府商人及旗下官员的家人到外省贸易，与民商争利，致使“商不聊生”^[7]。这些做法都是扶商的具体措施。康煕、雍正时，开始对“通商裕国”给予肯定，认识到“借商贸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8]的道理。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宣布废除禁海令，鼓励对外贸易。乾隆时，商业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以致嘉庆、道光时期社会风气亦有明显变化，商人地位大为提高。清政府还以爵和利相刺激，鼓励商人的活动，使之为朝廷服务。

在鼓励商业活动的同时，清政府把减轻商税作为推行“恤商”政策的重要措施。清初即豁免明季税课亏欠以及各个地区零星的落地税等税额，并明确规定，船不抵关，货不抽税。康熙初年刊刻关税条例，公诸于世，声明严禁各关违例征收及迟延措勒之弊。雍正年间，曾数次减免关税。乾隆朝时，清政府一方面减免关税，另一方面则大力整顿税收。例如，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重新颁布各省税课则例，并明令制止额外需索的陋规。同时规定：“各省凡市集落地税在其府、州、县城内，人烟辐辏，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收，不许额外苛索，也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之文”^[9]。正是由于统治者采取了“恤商”、“扶商”的措施，使清代的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www.daowen.com)

清代肃州城是“西方商贾荟萃之地”。清廷鼓励内地商人来肃州经商。雍正十三年（1735）三月决定，凡到肃州贸易的内地商人，如不能当时货卖，“即动银库官买”。时任肃州知州的杨汝楩说：“肃州地处边隅，商贾无几，不能一时货买，应饬泾阳三原各路客商带货携资前来交易，并动银先行垫发，然后在于商人名下催追还项。^[10]”这就使商人带货入肃州后暂时难以推销而致积压的状况有所缓解，为内地商品转入酒泉地区提供了便利。当地各族居民对内地商品需要很迫切，出售当地土产时，提出不要银两，而要“以茶封、缎匹”进行交换。为此，有一年地方官员指示商人运茶3000封（一封重5斤）赴肃州贸易。按当时定价，每封茶价银9.5钱，当地所产大狐皮每张售价银6.2钱、沙狐皮每张银4钱、貂皮每张1.3两、猞猁狲皮每张1.7两、狼皮每张价银1两、银鼠皮1.3钱、灰鼠皮4分。根据定价，内地商人有利可图，纷纷前往肃州贸易^[11]。这是在官方支持下，民间商人以易货方式进行的民族贸易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