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市又称马市、互市，是明廷在边境开设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贸易市场。有明一代，互市贸易在蒙汉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朝贡贸易的一种补充形式。明初，贡使的“贡外马匹”是由私商收买，明廷因缺乏军马，临时设立市场（官市）收买“贡外马匹”，便产生所谓的“马市”。明代与西域各地的经贸关系除表现为经常性的“贡赐”形式外，因政治上特殊地位与地理上的近邻条件在“互市”方面的体现比较突出。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哈密地方政权在与明王朝建立“贡赐”关系基础上，提出在西北边境地区“以马互市”的迫切要求。永乐年间，由于明成祖对西域政策的进一步积极开放，互市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永乐元年哈密统治者安克帖木儿在入贡的同时，在明王朝准许下一次性以马市易达4740匹。“上命悉官赏其质”^[84]，由政府一次性全部收购，这显然官方主持下的互市贸易。在这之后的永乐十七年（1419）和永乐二十一年（1423），哈密与明王朝之间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贸活动。第一次是“其境内回回寻贡马三千五百余匹及貂皮诸物，诏赐钞三万二千锭、绮百、帛一千。”第二次是哈密忠义王免力帖木儿的使者兀马儿火者（和卓）等90人“贡马千匹、驼三百三十六头”^[85]。上述前者显然是哈密境内的回回商人与明王朝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换，后者则是哈密地方政权派往明王朝的大型官方商队。这样的贸易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商品交换即现代意义上的官方贸易。除了这些大型的商贸活动外，更多的是中小型的官方贸易。当时的肃州虽然没有出现大型官市，但小宗的官民互市却非常普遍。

西域各国的贡使带来的贡品除少部分运往京城外，其余大部分物品都在肃州或甘州市场上与当地百姓进行实物交换。西域部众多数长年活动在草原地区，过着逐水草而流徙的游牧生活，他们缺乏内地农业民族精美的生产生活用具，因而与明朝的经济往来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西域等地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即“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86]。明朝允许贡使利用进贡的机会互市，以携带各种土特产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药材，满足买卖双方需求。据万历《肃镇志》卷4《属夷·货利》记载：

……如关厢寄居各夷，若哈喇灰、畏兀儿之属，食则足于田亩，衣则足于孳畜，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茶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如茶五包，约重三斤，易羊一只，值价六钱。以段匹易麦，仍照市价，以为多寡，犏牛一只，值三两五钱，亦如之。若段匹绫布，亦视物以偿，大约市价在夷为贵耳。如段一匹，可值价三两筭，与各夷可作五两。棱布一匹，可值价三钱者，易羊一只，可值五钱。其他如绒、毛之类，视粟之贵贱耳。若麦粮每斗值银一钱，可买绒、毛三斤；若麦粮每钱止汆五升，可买绒、毛五斤。即是四季所获猎物或手工酥油，冬则每斤值米六升，夏秋每斤则值米四升耳。

从上可知，寄居肃州关厢的哈密卫畏兀儿、哈刺灰二部众，利用“进贡之年”入京的机会，购“买京师茶斤、段匹”，然后“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换取“马匹牛羊，以为利。”贡赐贸易完全成了这些畏兀儿、哈刺灰部众牟利的商机。显然，贡赐贸易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由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的需要，货利交易中逐渐有了商品贸易等价交换物的标准，如此精准的易货标准，反映出肃州民族贸易之频繁。史籍记载：“肃州之地，远避遐荒，舟楫少通，而番夷交集，宜若无所贸易然各省商旅，咸藏于此，西无所住，东无所阻，市之背贩不拘时，黎明交易，日暮咸体，市法平价，众庶群集，以此极边之地而有如此之富庶。^[87]”(www.daowen.com)

肃州是明代西部的一个重要商品贸易集散地和民族贸易市场，明廷虽在甘州设立不定期的马市，凡大宗贸易大多在甘州进行，但一些小宗的贸易仍在肃州进行，与关外部族进行频繁的互市贸易。“诸夷货利，大抵皆同，内外杂处，不无少异。……西番货利止于数类，其彼之所爱而为贵者，段匹、铜锅、兵器之属为上耳”^[88]。明廷对互市给予大力支持。如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甘肃总兵王玺与西域29个民族代表阿吉等共同订立界约，在嘉峪关外“立石划界……听界外互市”^[89]。此后，甘肃巡抚徐进和、总兵刘宁，又与吐鲁番族酋长满哥亦剌思订立在甘、肃一带允许汉、番商民互相贸易的办法。隆庆年间（1567—1572），陕甘总督王崇古向朝廷提出关外互市贸易的建议：“广招商贩，听令贸易，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王崇古在隆庆五年（1571）与关外蒙、藏酋长俺答及吉能等订立贸易条约，互通有无。一度出现“……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90]。这种互市贸易不仅促进了肃州贸易的兴盛，而且也满足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上的需求，方便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当时的互市贸易除官市之外，还有私市。这些私市在肃州一般都是随时随地进行交换，所以商人亦分为纯民间的私商与亦公亦私的“兼商”两种。前者较少见，后者则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二月丙午，“礼科（部〉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者，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贷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远至。自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值，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91]”说明这些假借贡使名义的“兼商”非常活跃，实际上反映了明代丝路贸易的兴盛。而明廷对各国贡使就地进行贸易的态度非常宽容。如正统五年（1440）八月甲辰，“……哈密等处使臣都指挥脱脱不花等来朝进贡，欲将赏绢换食茶、罗纱等物回还。茶系出境违禁之物，未可许。其罗纱等物，宜听于街市两平交易”^[92]。这反映出当时明朝政府对哈密等地使臣就地进行交易是准许的。据《大明会典》记载，明王朝对哈密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铜锡汤瓶五个、各色纱罗绫缎十五匹，绢三十匹，三梭棉布、夏布各三十匹，棉花三十斤，花毯二条、纸马三百张、颜料五斤、果品、砂糖、干姜各三十斤，药饵三十斤，乌梅三十斤、皂白矾十斤，不许过多。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箭外，其余段匹纱罗等项，不系黄紫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93]”每人每次购物的种类和数量如此之多，说明明朝对哈密使臣的贸易活动是给予特殊优待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果将上述规定内的货物全部购齐，无疑是一宗大型的商贸交易。何况入京贡使返回时还要与留在甘州、肃州的部分贡使在肃州等处贸易，出售一部分物品，换取生活用品后一并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