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酒泉，以肃州西边的嘉峪关为界，嘉峪关以西的玉门和瓜、沙地区则为关外之地。明代“嘉峪关外，并称西域”^[43]。由于明朝政府“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因而推行优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以此，“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向明朝政府进贡马驼、皮货、硇砂、玉石等地方土特产，明朝政府也照例向他们回赐金银、文绮、彩币等财物。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二月辛未，“哈梅里（哈密）兀纳失里王遣回回哈只阿里等来贡马四十六匹，骡十六只。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44]”贡赐关系既体现了西域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对明朝中央政权的臣服，又反映了西北与内地经济的互补性与物资流通的需要。

明代的酒泉既是西部边界，又是海关。明朝在酒泉设嘉峪关，严格审查出入境的各国贡使，为他们办理出入关手续。各国使节至嘉峪关后，必须向守关官员呈报随行人员以及所带贡物的名称、数量等，待官员一一进行审查核对后才能放行。如鄂本笃到达嘉峪关后，曾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覆音许入，于是起身”^[45]。阿里·玛扎海里等西域商人在进出肃州时，“都有一种如同海关网一样的机构”，“当时根本不能像进磨坊那样随便自由进入中国，中国官府严格地要求进出境的关文，某些买卖交易是被严格禁止的”^[46]。盖耶速丁说：“在从西向东行进时，所有的旅行家都被迫通过一道关门进入而经另一道关门出去。当他们到达关口中央时，许多中国军官便前来清点旅行队的成员，造册登录每个人的姓名和身份。一旦这些手续完成之后，他们便撤走栅栏路障的关卡，让使臣进入中国，使臣及其随员就这样抵达了肃州城。^[47]”

荷兰人白斯拜克在书中写道：“经西域旅行多月，躞蹀甚劳。终乃抵一小隘，契丹国边境之关塞也（即嘉峪关）。其国大部分皆为平原内地。近关处有连山，崎岖危险，不通行人。仅此一隘，可以通行。国王遣兵驻守之。商贾至者，皆须报告运载何物，自何方来及人数若干。商人或全许入境，或仅半数，或全不许入境也。若许入境，则由关隘起身后，皆有引路人指导前行，每日有站可停。站中衣食之价，皆甚廉平^[48]。

明廷对入贡人数也有限制，如史料记载：永乐四年八月，“敕甘肃总兵官西宁候宋晟曰：西北番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49]”有些入贡者未被批准入关，只能暂留肃州，或者返回。而被准许入关者，也只能“贡夷入关，半留肃州，半留甘州”^[50]。有90%的入关贡使留居河西，只有10%的贡使才允许通过驿站前往北京。留居的贡使一般要停留三年左右，等前往北京的代表返回后，再一道出关回国。如果要求延住，也能得到批准。如史料记载：天顺六年（1462）九月辛亥，“哈密忠顺王母驽温答失里遣使奏称：前后所遣使臣往往于甘州延住或三年或五年者有之。乞行催督回还。^[51]”入关使团的人数必须与所持勘合相符，若有一人未至，其他人必须等其到达后方能入关。史料记载：“迤西进贡例，以一赍勘合，缘来数既多，到期不一。一人未到，众皆俟之”^[52]。(www.daowen.com)

西域贡使如随意改变进入明朝的路线，不经嘉峪关入境，就被当作非法入境而加以阻止或受到处罚。如弘治二年（1489），撒马儿罕使臣前往北京贡献狮子、鹦鹉等物，但未走贡道，却由满剌加至广东。礼部曰：“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明孝宗下旨：“珍禽奇兽，朕不受献。况来非正道，其即却还”。弘治三年（1490），吐鲁番贡使从海道入贡，因广东等地的官员未加阻止使其到了京城，礼部将贡使驱逐出境，并严惩了玩忽职守的官员。相反，如果遵从规定路线通关入贡，尽管来者有违例的情况，但并不拒绝其入关。如成化五年（1469），哈密贡使违期入关进京，却得到了甘肃镇官员的允许，礼部认为“今违例来朝，不当给赐。然既到京，宜量为处置，以慰其心”^[53]，并得到了宪宗的首肯。同年，另一批哈密贡使又到嘉峪关，礼部担心如果将其“驱使空还”，必将“招怨启衅”，建议在河西走廊善待之。宪宗听从其言，要求甘肃镇守臣“谕以朝廷恩威，就彼宴赍遣回，所进驼马却还之，听其自鬻，以为己资”^[54]。

西域贡使离境时，也必须在嘉峪关接受严格检查，如果发现将违禁物品将予以没收。“中国的例律要求造册登记他们以及同伴们的名字和身份。这一条例对于离开中国领土和进入中国领土一样适宜”^[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