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通信手段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驿递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信息传递的主要机构，而且驿站的分布也是国家控制地域范围的重要标志。明朝的驿递系统较为完备：“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34]”地方上设水马驿和急递铺两大传递机构。水马驿是指设在陆路交通干线和通衢大道的驿站和设在水道上的水驿。水马驿不仅递送公文，还担负着迎接来往官员的任务。急递铺创设于洪武元年，设有铺长、铺司等官管理。其职责是“宣达公檄，即以速置邮之传命也”^[35]。虽然水马驿和急递铺都负责官方公文传递，但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常事入递，重事入驿”。即一般性的文书归急递铺，重要文书则交予马驿来处理。除驿递系统之外，明朝还设立递运所专门运输货物。陆驿运输任务由军卒承担，水路则由各地船户负责。水马驿、急递铺和递运所并称为当时的三大邮驿机构，它们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共同保障明代交通的通畅。

明代的河西地区属于边防重地，驻守有大量士兵，粮饷供应和军事情报的传送都成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特别是河西地区地势狭长且路途艰险，驿站对于加强该地区的控制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带动和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为了确保河西地区的交通顺畅，明代特别重视河西地区的驿道建设。如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以巩昌至甘肃马驿相去甚远，马乏而人易困，乃命兵部同右军都督府遣官相度，凡百二十里以上者中增一驿”^[36]，最终由巩昌经凉州至甘州、肃州增设了29处驿站。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规定“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贴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目具奏”^[37]。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下令修《寰宇通衢书》来记录大明舆地之广时，陕西就已经有“水马驿五十一，为里四千一百，马驿四十二，为里二千四百三十”^[38]。可见，洪武时期基本奠定了大明的驿传制度，而河西地区的驿传已然初具规模^[39]。永乐时期明廷又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河西地区的驿递机构。永乐元年至六年，先后增设庄浪卫通远驿与通远递运所，在甘州至肃州之间置黑泉、深沟、盐池、河清、临水五递运所；还在甘州等处置草桥等13铺。此后明代各个时期都对驿递体系进行过大规模的建设。据黄汴《天下水陆路程》一书记载，明正德年间河西的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兰州至西宁卫路，共设12驿；二是庄浪卫至镇番卫路，共设15驿；三是凉州卫由甘肃二卫至嘉峪关路，所设驿站有凉州卫、怀远驿、沙河驿（杨正泰疑为柔远驿，在今甘肃武威县西北丰乐）、真景驿、永昌卫、水磨川、水泉儿驿、石峡口驿、新河驿、山丹卫、东乐驿、古城驿、甘州镇、西城驿、沙河驿、抚夷驿、高台千户所、黑泉驿、深沟驿、镇夷千户所、盐池驿、河清驿、临水驿、肃州卫、嘉峪关等25驿^[40]。四是庄浪卫至西宁卫路，共设9驿^[41]。这些驿站四通八达，将整个河西地区贯通连接了起来，为经济的发展和贡使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明代酒泉境内驿递的具体运行情况史料记载不多，在火者·盖耶速丁所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中却有详细的描述，如书中记载：“从肃州到下一座大城甘州……他们在每个驿馆为皇帝陛下及诸王的使臣准备了四百五十匹马和快骡，尚有五十到六十辆车。管马的童子叫马夫，管骡的叫骡夫，而那些管车的人叫车夫。他们的人数很多，他们把绳子系在车上；同时这些童子把绳搭在肩上，拉着车走。不管是雨天，还是经过山区，那些童子使劲用肩拉车，把车从一个驿馆拉到另一个。每辆车有十二个人拉。……这些车夫那样快地在前头跑到下一个驿馆，在我国内（指波斯）哪怕急差都难以做到。^[42]”这些高效便利的驿路不仅保障交通的安全畅通，也成为商贾往来的运输路线。(www.daowen.com)

明代西北以驿站、递运所为杻结的交通线四通八达，著名的古丝绸之路东段有由长安经六盘山、兰、凉、甘、肃州而到西域的大道，有由长安经六盘山、灵州、宁夏镇（今银川市）、凉州到西域的大道。此外，由西安向西、北、南方，由宁夏到兰州、兰州到西宁、成都等地都有“官衢通道”。西北与内蒙古、中亚等地方的通道，也是驿亭相望，畅通无阻，为中外客商驿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