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的说法，丝绸之路从经酒泉、敦煌西去，在今新疆、中亚境内，主要分为南北中三道。其中南道由敦煌向西南经塔里木盆地南缘，经莎车，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中道大约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从塔里木盆地北缘沿喀什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北道则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沿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进入伊宁，向西达七河流域。明代的“丝绸之路”虽然大体与汉唐“丝绸之路”相吻合，但在诸多地方也有不同。最突出的表现为汉唐直至元代较为繁荣的丝路南道衰落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又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

明代的“丝绸之路”，由于正史缺乏较为详细的记载，人们多从一些著名旅行家的游记来研究明代陆路“丝绸之路”的大体走向。其中之一是永乐年间明朝使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二是波斯使者盖耶速丁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三是意大利人利玛窦编著的《鄂本笃访契丹记》。

陈诚曾四次到达西域，三次远使撒马儿罕及哈烈一带^[28]。写于永乐十二年的《西域行程记》，是陈诚出使哈烈途中的旅行日记。书中记载了陈诚自肃州出发一直到哈烈的具体行程以及沿途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是明代初期关于中亚形势最重要的资料”^[29]。

据《西域行程记》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三日，陈诚一行从肃州北门外出发，渡过北大河向西行进，过嘉峪关、骟马城、卜隆吉河（今疏勒河）沿着古“丝绸之路”出玉门关至哈密，然后穿越火焰山、流沙河，经鲁陈、火州抵达吐鲁番。这一行程大体与唐代“丝绸之路”的中、北道相合。可是经过吐鲁番后，陈诚一行既未沿中道行进，也未沿北道而去，而是在崖儿城将使团分为南北两路，陈诚当时就随南道前进，他的日记也仅记载了这部分人的行程路线。使团中分出的北路因史籍缺载，无法叙述其行程。大概这批人从崖儿城向西北沿着汉唐时代的丝路北道继续前进，直到今伊宁以西、阿力马力山口以东的地方，南北两路才得重逢^[30]。

陈诚使团出了崖儿城，折而向南，到达了托克逊，沿阿拉沟继续西行，绕过窟丹纳兀儿，穿越博脱秃上，进入了孔葛思河谷。这条道路既不是汉唐时代的北道，也不是中道，陈诚是在古之北路与中路之间穿行的，历代的旅行家均未走过此路。四月十七日，陈诚使团在孔葛思河畔的忒勒哈喇遇到了马哈木使臣，陈诚一行在马哈木王驻地盘桓了13天，然后越过阿力马力山口，渡过衣烈河折向西南，翻过险峻的爽塔石（今三塔什山脉），绕过亦息可儿东面，向西南行走，再过塔尔塔什大阪，于六月十一日访忽歹达牙帐的所在地喀喇乌只。在此处停留3天后，便取道北行，越过伊塞克湖与松湖之间东西走向的山脉，溯喀修喀儿河西上，越其分水岭到达塔拉斯河谷，沿河谷西行，于六月二十六日到达养夷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这之后又穿越了养夷城、赛蓝城（今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诗特）、达失干城（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迭里迷（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捷尔博兹）、撒马儿罕、迈母纳、马剌绰等地，于闰九月十四日抵达西使的终点哈烈城（今阿富汗的赫拉特），顺利完成此次出使任务。这次出使在中国与波斯的关系史上很有影响，被称为明代早期中亚地区最重要的事件^[31]。

陈诚东返后不久，波斯方面的沙哈鲁王也向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公元1419—1422年，沙哈鲁派遣了一个由约5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访问中国，该使团在北京驻留时间达5个月。使团中有一个叫火者·盖耶速丁的使者，他回国后著有《沙哈鲁遣使中国朝廷记》，书中记录了沿途风土人情及中国明朝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等诸多繁荣景象，成为此时期中亚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根据记载，这个使团除有沙哈鲁的代表外，还有沙哈鲁统治下各地的代表，又有许多是专到明朝做买卖的商人。明永乐十七年（1419）十一月二十四日，沙哈鲁所派使节沙的·火者一行离开了首都哈烈城，经八里黑（即巴剌黑）、乞里夫路抵达撒马儿罕，稍事逗留，待第二年二月继续前进，经达失干、塞蓝、阿思勃拉（唐朝贾耽所说的阿史不来城）、蒙古（又称蒙兀儿斯坦、东察合台汗国、别失八里），绕过亦息渴尔，沿着衣烈河（今伊犁河）的支流特克斯河进入了裕勒都司平原的西北部，翻越天山，于1420年7月11日终于抵达吐鲁番，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接着他们开始向柯模里（哈密）进发，路过阿塔苏菲城，于8月2日抵柯模里城，然后经柯模里，横穿大沙漠，在合刺瓦剌（今玉门关或嘉峪关）接受了中国官员的稽查后，继续东进，经肃州、甘州、哈喇穆棱河（黄河）到达胡思纳巴德（今兰州），于12月3日到达正定府，14日到达终点北京城。(www.daowen.com)

由以上分析可见，陈诚与哈烈国沙哈鲁使臣火者·盖耶速丁所行进的路线，除方向相向外，基本路线大体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中原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哈密、吐鲁番，然后经过伊犁河、亦息渴儿湖、赛蓝、达失干到达河中地区，最后至西亚。这条路线成为明朝与中亚、西亚地区之间商贸往来的一条比较固定的陆上“丝绸之路”。宋元以来，汉唐时代十分繁荣的丝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直到明代，这条古老的商道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明朝进西域者有赖此道，西域朝贡者亦赖于此道，这是明代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贡献。

明代中西陆上“丝绸之路”除了上述那条路线外，在天山南部还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从沙哈鲁使团的回程以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编著的《鄂本笃访契丹记》中可以看出。

沙哈鲁使团于永乐十九年四月中旬（1421年5月18日）离开汗八里（北京），经毕干城（山西平阳府），渡黄河，抵达甘州，到肃州后继续往西，再到喀亦耳时，就出了契丹国境（明朝边境）。由于受东察合台汗国乱事的影响，这一行人便不能从原路返回了，“使者不得已乃取南道”，穿越沙漠，经朱尔，到和阗，后又抵喀什噶尔，经过俺的干高原，使者们在此分道，“有向呼罗珊者，有向撒马尔罕者”，抵巴里黑，又抵哈烈京都。这个使团最终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32]。

陈诚、盖耶速丁之后经过近两百年，葡萄牙人鄂本笃不远万里，从印度的德里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与陈诚、盖耶速丁使团不同的是，鄂本笃此行只有他自己和一个仆人亦撒克，其余的均为路上相遇的同路人，他来中国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教。鄂本笃在出使中国的途中记有日记，不幸的是他到肃州后就因病于1607年病逝，未能实现其到北京传教的夙愿。他的日记大部分散失，仅留下很小一部分。后来，意大利人利玛窦根据这些残留的日记和鄂本笃的仆人亦撒克的口述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

据《鄂本笃访契丹记》一书记载，鄂本笃于1602（万历三十年）10月底从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出发，于12月8日到达陪都腊和儿（今拉和尔），在腊和儿遇到了仆人亦撒克和聚集在这里准备前往喀什噶尔的大批商人，鄂本笃便与他们同行。1603年1月6日，他们离开腊和儿踏上旅途，然后经阿塔克（阿托克）、配夏哇（白沙瓦），沿着喀布尔河谷进入可不里城（喀布尔），再经八鲁湾、塔里寒东进，越过帕米尔高原经撒里库尔（塔什库尔干）、鸦儿看（莎车），再动身前往和田，后又返回鸦儿看，沿天山南麓出发，向东经过阿克苏、库车，到察力失（今焉耆），后又到吐鲁番。此后，他又沿着陈诚使团、沙哈鲁使团到华的路线过哈密，向东南穿越戈壁，抵嘉峪关，最后到达肃州。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概括为：明代“丝绸之路”的南道是从阳关出发，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北）、捍弥（今于阗东）、于阗（今和阗南）、莎车（今新疆莎车）等地，然后越过葱岭，到阿姆河流域；中道是从玉门关出发，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西），过焉耆（今焉耆西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温宿）、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和康居南再西行；北道是出玉门关，沿天山北麓西行，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北庭（今吉木萨尔）、阿里玛里（今伊宁），至七河流域，西到咸海、里海，再往西^[33]。这三条路线基本上是北通南闭，即天山南北的丝路中道、北道两条路相通，昆仑山北麓的丝路基本关闭。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是对汉唐时期特别是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