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1254—1324），又译作马哥·波罗，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是11世纪定居到威尼斯的一家达尔马提亚商人的后裔。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窦·波罗都是威尼斯巨商，经常在地中海东部一带从事商业活动。当他还在襁褓中时，他的父亲和叔父就携带宝石，辗转各地经商。无意中他们到了中国，受到当时的统治者蒙古大帝忽必烈的盛情款待。忽必烈很有兴趣地向他们询问了当时欧洲大陆的情况，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马可·波罗15岁那年，父子在威尼斯团聚。马可·波罗17岁时，尼可罗兄弟携马可·波罗同来元朝复命。从此，马可·波罗开始了他的旅行生涯。

马可·波罗一行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亚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此后，马可·波罗一行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喀什（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田和且末（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市和且末县），再经沙州、肃州、甘州，“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后，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北行，到达亦集乃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而后沿着比较荒凉的北方草原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上都与哈喇和林（蒙古国鄂尔浑河右岸额尔德尼召以南）。1275年，他们在蒙古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大汗。随后，马可·波罗以其礼貌文雅的举止、风趣脱俗的谈吐、博闻强记的学识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而被留在身边。他在短时间内学会鞑靼人的一切礼仪，并精通4种文字，被大汗派往各地和他的藩属执行机密使命，更加丰富了他的游历和探险经历。大约在1277—1280年，马可·波罗离开京城，经由河北、山西过黄河、关中，逾秦岭至四川成都，再到建昌，经过西藏，抵云南进入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后来他又游历了淮安、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中国游历17年又受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并于1292年乘船离华，经过3年才完成使命。此后他由伊朗返回威尼斯，带回巨额财富和东方奇闻。马可·波罗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与意大利比萨城的骑士鲁思梯切洛同关在一间牢房。这是一个有着敏捷文思和生花妙笔的文学作家。为了打发狱中难熬的无聊时光，马可·波罗向鲁思梯切洛讲述了自己刚刚从东方游历归来的经历。他的经历对于当时还不十分了解世界，尤其是对东方世界充满着猜测和幻想的欧洲人来说，不啻为天方夜谭。于是，马可·波罗一边回忆和叙述，鲁思梯切洛一边笔录，记录下了马可·波罗归国之前曾经游历东方的传奇经历。当1299年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到威尼斯后，一部《马可·波罗行记》就开始在威尼斯流传，并很快被人们争相传抄，几个月内就风靡整个意大利！

《马可·波罗行记》共分四卷229章，记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以及途经西亚、中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和他在中国各地的见闻，叙述了他在中国元朝的宫廷中所经历的政事、战争、节日、游猎及听到的宫廷秘闻等。还以相当篇幅记叙了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福州和泉州等中国内地城市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商埠都市的繁华等等。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第一次清楚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拉近了中国、亚洲同欧洲的距离。

《马可·波罗行纪》记载，马可·波罗在沙州等地所接触到的居民多是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据学者考证，马可·波罗记载的这种情形是真实的，当时人们前往沙州朝拜，主要目的是焚香许愿，以示对佛的崇敬，反映了元代下层老百姓贫苦无助时求神佛保佑的情形。书中还特别对当地居民礼佛祭祀等习俗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这个沙漠中行走三十天的路程以后，便到达一个叫作沙州的城市。它位于东方与东北方之间，服从于大汗的统治，是唐古忒州的一部分，居民绝大部分是偶像教徒，并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不过，也有少数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和回教徒。该城居民不从事商业，而主要从事农耕，此处小麦产量巨大，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其境内有不少寺庙，其中供奉着各种偶像，人们都虔诚地前去大礼奉祀。比如，凡是有子女的都特意为偶像畜养一只羊，等到年底或者偶像节庆祭日的时候，他们便领着自己的子女牵着羊到偶像的塑像前去礼拜。拜完以后，他们将羊肉烤熟或者煮熟，然后再将其陈列到偶像面前进行祭拜，祈求神灵降福于自己的子女。据说，偶像食肉。拜祭完毕，把祭拜用的肉带回家，邀请自己的亲友一起享用，并把吃剩下的骨头谨慎地放到器皿中虔诚地收藏起来……^[72]

另外，《马可·波罗行纪》还记载了沙州等地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焚烧尸体的情景，以及出殡时尸体不能从门出入而必须破墙而出的丧葬习俗，书中写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所有的偶像教徒都有焚尸火化的习俗。火化前，死者的亲友在灵柩经过的路上修建一座木屋，用金锦绸绢覆盖着。等灵柩经过此木屋时，暂时停驻，死者亲属便将酒、肉和其他祭品放到死者棺前，他们认为，这样做能使死者在来世能同今生一样享受荣华富贵。等到了火化尸体的场所，死者亲友把先前准备好的纸质小人、马、骆驼、钱币等和尸体一起焚烧。据说，这样死者就能在来世拥有奴婢、牲畜、钱财等和所焚烧的东西差不多的财物。灵柩行进时，所有的乐器一起奏响。火化死者的尸体时，死者亲属必须请占卜师选择良辰吉日。在选定好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便一直在家中停灵，有时候停灵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至于停灵的方法，具体是这样的：先制作一个棺材，棺材壁厚约一掌，接合严密，并装饰有绘画。把不少樟脑香料放到棺材里，以祛除尸臭。然后，用华丽的布帛覆盖住尸体。停灵时，死者亲属必须每天都在灵柩前的桌子上摆上食物，以供死者的灵魂享用。那些摆放的食物和常人所吃的一样。其中，比较奇怪的是，占卜师有时说不宜从门出丧，必须破墙而出。此地所有的偶像教徒都用这样的方法火化尸体。……^[73]

埋葬的仪式必须在城外举行，所以死者家属在沿途所经过的某些地方建造了一种只有一根支柱，并用丝绸装饰的小屋，作为临时停柩之地。每到一处他们便将酒肉置于死者棺前，如此下去，直到坟地才作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使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有力气跟着行进。同时在埋葬前还有一种仪式，就是他们预备某种树皮制的大批纸片，在上面画上男女、马、骆驼、钱币和衣服等图形，与尸体同埋在一起。他们认为死者在阴间将享有纸上所画的人和一切物品。当这些仪式进行时所有的乐器都十分嘈杂地响个不停^[74]。

在玉门关前，马可·波罗有这样一段话：

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之间

自古以来原就有一些通路

丝绸之路

香料之路

瓷器之路

只是经过漫长的岁月

人们的足迹

可能被荒烟、蔓草、沙漠

以及遗忘湮没了

在传说的大海里

可能浮沉着破碎的事实

历史有时是必须重新开始重新发现的

1274年，马可·波罗初到肃州。当时，正值元蒙从西夏手中夺回河西之初，战乱初定。河西其时正是吐蕃、党项以及中亚各国商贾工匠聚居之地。在肃州，马可·波罗看到“境内有许多市镇和堡垒，主要的城市也叫肃州，居民大多数是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基督教徒，受大汗的统治。”“肃州的居民以水果和家畜为食，不经营商业，这个地方很适宜养生，当地人的皮肤呈暗褐色。”他还写道：“肃州南部祁连山中盛产大黄，由商人运销世界各地”。“商人经过这里必须换乘当地牲畜。肃州境内，长有一种有毒的野草，牲畜一旦误吃这种毒草会导致脱毛掉甲、四蹄溃烂，血淋淋地惨不忍睹”^[75]。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本地道路多卵石，远行之畜，蹄易磨损。据《肃州志》记载，本地养畜之法中有驴蹄包皮，马蹄窍木，以防行路磨损。但也有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可·波罗记载的发生在中古代肃州的牲畜中毒就是硒中毒，从此马可波罗就成为发现和记载硒中毒的第一人。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同时也为治理当地泛滥成灾的牲畜毒草中毒寻找对策，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郑宝山、邵树勋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于2002年开展了河西走廊草原牧区流行牲畜中毒地方病野外调查和研究。他们专程到肃州一带进行了考察，采集样品，搜集资料。通过对肃州境内有关古“丝绸之路”的文史资料调研及肃南县草原牧区毒草分布和牲畜地方性疾病流行特征的调查，认为马可·波罗记载的肃州境内牲畜误吃毒草中毒的故事就发生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草原牧区。2004年，他们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酒泉毒草及其生态环境背景调查》，指出牛、羊等牲畜食用棘豆属毒草的中毒症状与硒中毒颇为类似，而且与《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述的肃州毒草中毒症状相似，因此，肃南县的棘豆毒草很可能是《马可·波罗行纪》所记述的引起牲畜中毒的毒草。其中毒机理是因为棘豆植物中过量的硒还是其他毒素成分，国内学者对此尚有争议^[76]。

《马可·波罗行记》中的“亦集乃”一节中有这样的叙述：“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16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元时的亦集乃城，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所在地，统领河西走廊北部居延地区的军政事务，今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所在地。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20余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巍然屹立，为西夏时的黑山威福军城、元时的亦集乃城，今称黑城或黑水城。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黑河自张掖流至额济纳旗。元时的纳邻道即由张掖出发，沿着黑河前往亦集乃，路程为300余公里，如果在古代骑行，也就需要16日左右。这与《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载基本一致。

《马可·波罗行记》还对河西地区的甘州等地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对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可做燃料的“黑石头（煤）”等均有不少记载。这本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和丝绸之路的珍贵资料，并对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产生一定影响。

【注释】

[1]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笫288页。

[2]宋濂：《元史·兵志·站赤》，中华书局，1976年。

[3]《元朝秘史》卷15。

[4]《元史·世祖纪》。

[5]《元史》卷101。

[6]《元史·地理志》。

[7]《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

[8]《永乐大典》卷19421。

[9]许有壬撰：《至正集》。

[10]《永乐大典》卷19421。

[11]《永乐大典》卷19426《驿站二》。

[12]李并成：《汉张掖郡昭武、骊轩二县城址考》，《丝绸之路》1993年第1期。

[13]《元史·兵志四》。

[14]参见刘建丽：《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314页。

[15]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1期。

[16]《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

[17]［日］杉山正明：《豳王出伯及其系谱——元明史料与〈贵显世系〉之比较》，《史林》65卷1号，1982年1月，转引自刘建丽着《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18]《永乐大典》卷19419《站赤四》，中华书局，1986年。

[19]《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中华书局，1986年。

[20]《元史》卷11《世祖八》，中华书局，1975年。

[21]姚燧：《牧庵集》卷4《序江汉先生死生》。

[22]《西夏书事》卷42。

[23]《西夏书事》卷42。

[2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耶律文正传》。

[25]《元史》卷93《食货志》。

[26]《元史》卷15《世祖本纪》。(www.daowen.com)

[27]《元史》卷25《仁宗本纪》。

[28]《元史》卷25《仁宗本纪》。

[29]《元史》卷100《兵志三》。

[30]《元史·英宗纪一》。

[31]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物产》，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

[32]《甘州府志》卷2《世纪下》。

[33]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物产》，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

[34]见（光绪）《肃州新志·物产》，《中国稀有方志》（七），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35]《元史》卷100《兵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

[36]《元史·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

[37]《元史·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

[38]《元史》卷38《顺帝一》。

[39]《元诗别裁集》卷一《出墅初冬》。

[40]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三《庚集·傲轩吟稿·田吟》。

[4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舂榆叹》。

[42]《元诗别裁集》卷一《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

[43]吕诚：《米鹤亭记》卷4《浊醪》。

[44]《元史·成宗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

[45]［元］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6]《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4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269页。

[48]《元史·文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49]《元史·文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50]《元史·术赤传》，中华书局，1976年。

[5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211页。

[52]《元史·文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53]［乾隆］《甘州府志》卷2《世纪下》。

[54]《元史·世祖纪十》，中华书局，1976年。

[55]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

[56]［光绪］《肃州新志稿·物产》，《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57]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58]吴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上·稀见方志卷》卷27，甘肃古籍出版社，1998年。

[59]《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

[60]解缙、姚广孝：《永乐大典》卷19416《站赤》，中华书局，1986年。

[61]《元史·站赤》，中华书局，1976年。

[6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316页。

[6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315页。

[64]《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第97页。

[6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357页。

[66]裴哥罗梯：《通商指南》，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12～318页。

[67]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

[6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97～198页。

[69]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中华书局，2000年。

[70]《马可·波罗行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

[71]《马可·波罗行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

[72]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57章，上海书店，2008年。

[73]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57章，上海书店，2008年。

[74]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57章，上海书店，2008年。

[75]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54页。

[76]邵树勋、郑宝山等：《〈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肃州毒草及其生态环境背景调查》，载《草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