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西征极大地拓展了中西交通，加之元政府重视新道路的开辟和管理，使唐宋以来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外商业贸易兴旺发达。除了和内地的经济交流外，还与西域、中亚、南亚以及欧洲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元政府对西域商人实施优惠政策，使各地胡商大都能够顺利交易，当时有许多内地商人将丝绸、茶叶、杂货贩运到酒泉境内，再由蕃商转运到西域出售，也有许多内地商人经酒泉直接往西域经商。史料记载，元代肃州市场上最大宗的买卖为丝绸、茶叶、瓷器与牲畜、毛皮交易，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酒泉境内中外贸易的繁荣。

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及南征后，由于版图极大地扩展，同时各地设立四通八达的驿路，欧亚交通网络得以恢复，为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提供了条件。蒙元时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行纪》《大可汗国记》《卢布鲁克东行记》《通商指南》《马黎诺里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从事中外贸易的情况。

在这些史料中记载，当时在中外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也有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下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洲和中亚、西亚商人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之后，购买中国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贩往西方。由于从欧洲到中国路途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风又盛行，“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62]。所以商人一般都必须组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同行，还要随地雇佣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如《通商指南》中写道：“……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63]。《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64]。这里的“不同人种”就是外国客商。另据明代有关史料记载，欧洲、西亚的商队仍沿着元代丝路故道来华交易一些传统的商品。如波斯商人咍智摩哈美德就率商队来到河西走廊购买肃州大黄，他们“运大黄甚多，来威尼斯市出售”^[65]。

外国来华商队具体的贸易活动，见诸史籍者极少，仅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一书较为详细。裴哥罗梯（Pego1otti）为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商人，该书大约写于1340年，是一本介绍对华贸易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的工具书。书中总结了元代欧洲商人来华经商的丰富经历，涉及的对华贸易商品价格及贸易额，属于那种经验性的数据，反映了一般情况下的正常水平。

据《通商指南》记载，外国客商进入蒙元境内后，须将所带金银兑换为中国通行的纸钞。每四张纸钞（面额无考）换银一索摩（Sommo），每一索摩银价值欧洲佛罗林金币（F1orins，相当于英币9.6仙令）5枚。而每索摩之银在中国可购买华丝19～20磅（意大利热那亚磅，实际重量无考），花绫缎子三匹半或纳失梯（一种高级金锦）三匹半至五匹。来华商人一般平均每人载运之货约值二万五千余佛罗林（约一万二千英镑）^[66]，即相当于五千索摩银。即使扣除往返长途贩运较大的成本和消耗，粗略估算仍可购买中国锦缎一万匹左右。倘以数十人的商队总计，贸易额至少在二十万索摩银以上，看来数额是相当惊人的。虽然这里记载的商品额不一定准确，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外商队贸易的盛况，堪称“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元代西方国家的使臣、商人到中国大陆，有两条路通往大都（今北京市），其中的一条由西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入玉门关到达沙州、瓜州、肃州，经凉州、宁夏、河套、大同，进居庸关而到元大都（今北京市）。当时，波斯、大食、印度等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地的使臣、商人、旅行家，经西域、沙州、肃州等地到中原地区的人员络绎不绝。如元代初期，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由这条西北陆路转入元大都的。当时的河西地区为中国与西亚以及欧洲沟通的重要枢纽。位于河西走廊的甘州和肃州是东西交通重镇，由于本地盛产大黄、麝香、枸杞等药材，因而成为药材集散地；直到明代，尤为意大利商人盛传。元初，中亚地区瘟疫流行，阿拉伯商人到河西一带大量收购大黄与麝香，认为可医百病，贩运至中亚诸国以及欧洲销售。肃州当时出产一种名叫“蔓白龙尼、秦尼”的根部药物，有人考证为黄连，阿拉伯商人认为“可治各种疾病，治眼尤妙”，从而贩销国外。(www.daowen.com)

肃州还是当时陆路交通上的茶叶转口市场。元代饮茶之风虽然很普遍，但在中亚及欧洲还将茶叶当作药用，认为“可祛热病、头痛、胃痛、腰痛、骨节痛诸病”；“咽食太多，觉胃不舒畅时，仅将此汁略饮少许，片时即愈”。因此，“凡出门旅行，都随身携带茶叶，以预防疾病”^[67]。

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肃州“黎明交易，日暮咸林，市之舟帆，不拘时日”，肃州、甘州“诸州之山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购买，贩售世界”^[68]。反映出当时肃州市场的繁荣和物产的丰富。另一方面，酒泉盛产许多土特产品，如褐缎、毡毯、野马革、药材、玉石器等，同时它又需要中原内地及西方的许多产品，如丝绸、茶叶、文化用品等，物质生产上的互补性使得西北与内地及中亚、西亚等地区自然在经济上形成紧密的联系。当时，沙州、肃州等地除了汉人和蒙古人从事商业活动以外，还有更多的回鹘人从事商业活动。酒泉也是高昌回鹘商人从事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必经之地。高昌地区拥有丰富的用于交换的物资。高昌回鹘人在西迁以后，其居住地拥有丰富的物产，据《新五代史·回鹘传》记载，其地出玉、绿野马、独峰驼、白貂鼠、羚羊角、硇砂、金刚钻……腽肭脐、红盐等^[69]。西域的棉花非常有名，在这里还曾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除了这些特产以外，西域还有制靴的野马皮、药品、赤盐、香料、硇砂。特别是硇砂在高昌回鹘汗国地区非常普遍和廉价，一旦运到内地，即成珍宝和贵重的药物，立即身价百倍，成为畏兀儿商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畏兀儿商人除了贩运本地特产外，还将印度、波斯、伊朗等地的玉、珠、犀、琉璃等商品运往内地出售，同时也将内地的丝绸、茶叶等物资运往其他各邦国。因为酒泉是西往东来的必经之地，回鹘、畏兀儿商人的商业活动，使得酒泉成为东西方商业物资的集散地。

此外西方的波斯、大食、印度和伊利汗国的大量商人，西方诸国来中国朝贡的使节僧侣、商团大都取道于“丝绸之路”，而沙州、肃州则是必经之地，于是中国的丝绸、药材、陶瓷制品，以及传统文化，由这里传播到西方各国，西方的医学、天文、算术以及珍奇特产，也由这里传入中国内地。一些欧洲人、中亚人甚至常驻肃州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随着西方商人大量进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蒙古高原及中原北方地区沿贸易路出现了许多的商镇。元朝的都城汗八里（北京）经过重新修建后就一直是各国旅行家赞叹的地方。元代汗八里不仅是首都，更是一个重要的商镇。马可·波罗对此就有详细的记载：“庞大的骆驼商队，运载着刚才提到的各种物品（指西方商队运来的珍珠、宝石、金银）连同金丝织物，来于这里，并送到大汗面前……对选购的货物进行估价。大汗在公平估定的价款之外，酌量加上合理的利润。并且马上用这种纸币付给，即使他们是别国人，这种货币不能适用，也可换成适合他们自己市场的其他商品。^[70]”马可·波罗的这条记载描述了元朝政府与西方商队进行贸易的基本过程。西方的商品东运到这里，就到了终点。西方商人可以用在汗八里得到的纸币到中原或者南方采购他们所需的物品。除了京城而外，蒙古地区的中西贸易的商镇，主要是上都和哈喇和林。在这两个城市中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匠和商人，是岭北草原路的必经之地。西方商队与元朝贸易使用最为频繁的还是漠南路。马可·波罗对这条路沿线的重要商镇做了很详细的描述，如涿州：“居民大体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他们织造一种最精美的绫罗，那里有许多的客栈供给旅客食宿。”太原府：“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哈拉善（即榆林地区）：“有驼毛布，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商人大量地购买这种布，行销许多的国家。”肃州（今甘肃酒泉）：“肃州境内山上多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全世界。”喀什：“他们有美丽的花园、果木园和葡萄园。棉花、亚麻和大麻的产量也很丰富，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71]”

从马可·波罗上述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元代中外贸易发达，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商镇，这些商镇的类型众多，产业发达，而且各具特色的商品大大丰富了“丝绸之路”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