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是指民间自发的商贸活动，也是生产者之间调剂生活资料的余缺、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元代肃州、沙州等地的物产，除了粮食、畜牧产品之外，还有药材、食盐、金属、瓜果、玉石等。当地药材的特点是种类多、产量大，如枸杞、红花、大黄、甘草、麝香、鹿茸、羚羊角、锁阳、肉苁蓉等，在中西贸易中享有盛誉。酒泉境内盛产白盐，是当时市场上一种物美价廉的畅销货。根据元朝食盐榷卖政策和相关法令，河西地区能买食山西解池生产的盐，“解盐昧苦而价贵”，邻接环州百余里的宁夏韦红盐池虽“不办课程”，但因“红盐味甘而价贱”，于是百姓“私相贸易，不可禁约”。后来，元政府被迫令陕西百姓食韦红食盐，允许韦红盐加课贩往河西地区，但肃州仍然畅销本地区所产的白盐、土盐、石盐等^[56]。元朝的甘肃地区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货币的需求量增大，因而元朝政府还在西北设立交钞提举司、交钞库等货币管理、发行机构。在西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全国性的中统钞、至元钞。西北地区的税收，据《元史》卷94《食货二》“商税”条记载，每年商税额数，陕西行省为“四万五千五百七十九锭三十九两二钱”，甘肃行省为“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一锭三十六两一钱”。

元代河西回回人的商业活动成为酒泉民间贸易的主体。随着元代陆路交通的畅达，经营商业成为民间的主要经济活动。随着蒙古军西征的胜利，中西交通呈现出空前繁荣之势，史载当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57]”当时穆斯林商人利用东西水陆交通之便，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大批前来中国。酒泉是中亚、西域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来这里“多方贾贩”的穆斯林商人为数众多。据地方志中记载，当时在肃州东关内两条各一里多长的街道上经商者“惟番回居大半”，由于人数太多，才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禁西北边回回越境为商”^[58]之史实，酒泉成为元代回回人途经或留居最多的地区之一。来自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与中原商人进行着丝、茶叶、瓷器与马匹、皮毛的交易，还带来珠宝、犀角、象牙、玉器、香料等商品，以“不拘时辰，朝市暮散”的方式开展贸易。(www.daowen.com)

元代驿站制度也为河西回回人从商经营提供着极有利的客观条件。蒙元以前，河西地区曾一度被西夏等割据政权所控制，从西域前往中原的道路长时期受阻。蒙古军队西征使中外交通得以渐开。伴随西征过程，驿站制度经成吉思汗到窝阔台正式形成，忽必烈时期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国共设有1500多处水陆驿站，“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59]”当时陆路前来中国的路线是经嘉峪关、肃、甘、凉州、宁夏、河套、大同、居庸关而到元大都（今北京），河西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交通要道地位，驿站设施自然更为完备。凉州、甘州、肃州等地广设驿站，在凉、甘、沙州至关外的路途上，每一二里还设有急递铺，以传文书政令，从而形成了“星罗棋布，脉络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60]的交通便利局面，完备的驿站系统不仅为前往河西地区的行旅减少了路途中的困难和危险，而且使“四方往来之使，止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61]，驿站的主要职责就是接待过往使臣商客。为了给他们提供食宿，驿站一般就要在附近购买粮食、蔬菜、生活用品等物，这些使客也往往会在驿站所在地或附近购买一些物品，从而形成一定的消费市场。驿站所在地便成了当地贸易的首选场所，然后渐渐地发展成为市镇。亦集乃城就因具有驿路通达、交通便利的条件而使商贸繁荣。据黑城出土文书记载，亦集乃城居住着许多回民，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从事商业活动，有饭馆、酒店、杂货店，作坊等。经考古发掘证实，亦集乃城内有东街和正街两条街，东街宽6米，全长约240米，正街宽5～7米，全长300米。可见，这一时期亦集乃城的商业呈现出了繁荣景象，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蒙元政权对驿道的建设促进了市镇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从而为西北的商贸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大批商人前来，从而为原本就具有地域优势的河西地区商业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河西成为来自中亚、西亚等地商人们的重要中转地乃至久居之所，其中大部分商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于其数量之大，从事商业贸易之活跃，经商成为除农业外，河西回回人中从业人数最多的一种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