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赐贸易是历代河西民族政权、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传统形式。元代酒泉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纳赋税外，还要进贡大量土特产品，如毡毯、药材、瓜果等物。武宗至大（1308—1311）初，出伯向元政府进贡“玉六百十有五斤。赐金千五百两，银二万两，钞万锭，从人四万铤”^[45]。可见，元代官方贸易主要是分封诸王等地方统治者与中央王朝的贸易往来，显然是具有贡赐性质的官方贸易活动。而且，这种贸易关系成为维系中央政权与西部地方政权之间的政治纽带。

蒙古西征之后，在蒙古草原以西广大地域形成了四大汗国，它们与元中央帝国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往来相当密切。

元朝与诸汗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除了商队贸易外，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来进行的朝贡贸易。诸汗国向元朝所献的贡品一般均为奢侈品和特产，如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驼马、文豹、狮虎、药物及特产的佩刀等。元朝的回赐则有钞币、缎帛、绣彩、金银和东北特产猎鹰等。1327年，“诸王槊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46]。约翰·科拉的《大可汗国记》就清楚地记载了分封的钦察、伊利、察合台汗国与元朝都是臣属关系：“阿力麻里城之皇帝（察合台系），包赛（一作不赛因，为伊利汗国旭列兀系）皇帝民，月祖伯（钦察汗国，一作月即别）皇帝，亦皆臣属于大可汗。三帝每年贡献大可汗生虎、豹、骆驼、鹰、鹫及大宗珠宝。盖三帝皆承认大可汗为其君长也。^[47]”作为回赐，除了钞币以外，还给以丝绸、花缎金银器物及羊马等。蒙哥宪宗七年（1257），“回鹘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可直银三万余锭。”西北方的钦察汗国的月即别汗即位后（1312）国势强盛，频频遣使元朝。据记载，“至顺元年（1330）八月丁巳，北边诸王月即别遣使来京师。^[48]”“至顺三年，秋七月甲午，北边诸王月即别遣南忽里等来朝贡”^[49]。至元二年（顺帝后改元），“月即别遣使来求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京师原无所领府治。二年，中书请置总管府，给正三品印。至正元年，月即别薨，子杜尼别嗣。其往下旧赐平阳、晋州、永州分地，岁赐中统钞二千四百锭。自至元五年己卯岁始给之。^[50]”《元史·食货》记其位下王户丝为“平阳四万一千三百二户”。当有丝为八九千斤之多。同样察合台“岁赐，银一百锭，锻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王户丝，丙申年分拨太原四万七千三百三十户。戊戌年，直定深州一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一户。计丝六千八百三十八斤。”另有钞为2693锭。来华朝贡时，各汗国往往授命使者携带重金，以便来华后广购元朝各种特产，而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合赞给使者重金，俾在中国购买物品”^[51]。因此，每一批使团实际上也是一支庞大的商队。(www.daowen.com)

西域诸汗国与元王朝的进贡和赏赐关系，其实质是官方的易货贸易方式。这种“贡献”和“赏赐”，反映的是双方商品的交换。据史料记载，1330年，“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52]。显然，“赏赐”使者是为补偿他们所献贡品的“价值”。但是这种易货贸易主要根据双方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进行，并不在于其内在的劳动价值量；况且受到政治、外交因素的强烈影响，一般是不等价的。中外贸易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在这类朝贡贸易中，中方的“赏赐”实际价值量往往大于对方的“贡献”。正因如此，使朝贡贸易更具有吸引力，出现了许多外国商使不绝于途的情景。当然，这种不等价贸易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进贡与赏赐固然显示了中央帝国极力追求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体面，实际上也是中央帝国对名义上臣属的汗国的安抚和间接控制。而边远汗国也以所谓贡献，或表明归附，避免与中央帝国的矛盾及冲突；或寻求支持和保护，以增强与第三国关系中的政治、外交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