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时期，甘州、肃州、沙州、瓜州等地作为西夏重要的战略后方，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蒙古汗国占据酒泉以后，一方面，征伐战争使肃州、沙州等地人民因战争而大量死亡或逃徙，造成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陷于停滞与倒退状态。蒙古军队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必先对城池周围及其附近的小镇、村落进行劫掠，驱迫当地人民充当征战的工具，有时甚至不惜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去夺取一座城池。蒙古军法规定“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21]，这充分反映了蒙古军队的野蛮屠杀做法并不是针对个别拒不投降的城市军民，而是带有普遍性。蒙古军队攻略河西的战争自然也不例外，当攻入河西地区后，“兵士四出抄掠，民间窖积皆尽”^[22]。在攻取沙州、肃州等地时，由于受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破城之后，蒙古军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报复，致使本来就人口稀少的酒泉各地，十室九空，土地大量荒芜。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攻破肃州城后，只有昔里都水亲属及家人106户得以幸免，整个肃州城其余人口全部被屠杀。蒙古军围攻沙州半年，“军民困乏，食牛羊马驼殆尽”^[23]。

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在统治初期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蒙古汗国占领酒泉初期，长期习惯于畜牧经济的蒙古分封诸王，土地的私有观念仍然停留在游牧时代。一些蒙古贵族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应“尽汉地而为牧地，弃耕地而为牧场”。一些蒙古分封诸王甚至强占农田实行放牧，“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直接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24]。这种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土地私有观念的存在，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25]，并在地方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开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设置管军万户府、屯储万户府，司理军民屯田事宜，大力开展军民屯田；设置河渠司，专管农田水利；设置新民安抚机构，专门负责移民安置；保护发展农业生产，限制抑良为奴；召集逃亡民户，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免除苛捐杂税；建立仓储制度，预防灾害，各地设立钱粮房、粮仓、广积仓、常平仓等经管钱粮财赋的征收储贮；设置和籴提举司，备军饷、赈灾民。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最重要的内容；禁止毁农田为牧地；健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史料记载，元代肃州、沙州等地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科技成果，都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命令各统辖区域积极推广。

为了保证远征军队的军饷供给，恢复北方农业生产，忽必烈曾经下令禁止将民田改为牧地，并且派遣官员清理被改为牧地的民田，一律恢复农业耕作，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制止了侵占民田的现象。

元代重农政策的制定及其具体措施的推广和实施，为酒泉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户口条画》，将诸王、权豪世家非法占有的“驱口”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使大批的被奴役人口获得了人身自由，转变为农业人口，弥补了元代初期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当时，酒泉作为甘肃移民屯田政策实施的重要地域之一，大量移民被编入军屯和民屯组织，保证了鼓励垦荒政策的顺利贯彻和实施。(www.daowen.com)

元政府还通过实行赈灾和救济的形式，解决当地人民因饥荒而造成的生产和生活困难。河西地区历经战乱，“居民困敝”，朝廷“给钞赈之”，并且命甘肃行省“赈千户也先所部人户之饥者”^[26]。元政府还实行赦免地租的形式，鼓励屯垦区域发展农业生产。元政府规定：流民凡是归田复业者，均授以土地籽种和农具，下令“免租赋三年”，并鼓励流亡人民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27]。至元二十六年（1289），瓜州发生严重灾荒，元政府“减估籴米二万石”（《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元贞二年（1296）六月，给瓜州、沙州站户牛、种、田具。元延祐三年（1316），甘州、肃州等地发生灾荒，“人民无粮，朝廷乃下令蠲免该地区田租”^[28]。

元代曾从省内外向肃州、沙州、瓜州等地迁入大量移民。敦煌莫高窟元代重修的464窟壁画中，就有反映从四川阆中一带迁入酒泉的移民生产生活场景。壁画中绘有当时中原地区发明的收割荞麦的推镰，有先进的播种生产工具耧车，还有引进江南地区的先进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操作示意图。在绘有众多生产工具和劳动场面的壁画当中，耧车的种类不仅有两脚耧、四脚耧，还有既能耧种又能下粪的耧车。这些资料证明，元代中原地区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在肃州、沙州等地得到了广泛推广。这些来自传统农业耕作区域的移民，有比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良好的劳动素质。他们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带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元代酒泉各地种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如敦煌出土的元代畏兀儿和汉文文献中，出现了小麦、大麦、青稞、荞麦、高粱、谷子、黍、豌豆等粮食作物的名称。此外，当地还种植了供饲养牲畜的苜蓿及用来榨油的大麻、芝麻等。元代，棉花在肃州、沙州等地普遍种植，促进了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除了种植棉花以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经济作物也在酒泉各地普遍种植。由此可见，元代酒泉农业种植领域中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增大，农作物生产中的种植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作物的逐步商品化，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注入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因素。

元初通过军民屯种等重农政策的实施，大量荒芜土地得到垦种和开发，扩大了酒泉地域内的耕地面积，长期由于战乱而受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有所增加，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加强，酒泉边防得以巩固，这为中外商业贸易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