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军事需要和加强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蒙元帝国自窝阔台大汗起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制度，其主要作用是“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2]。元代的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遍布全国各地。到至元世祖时代，全国各地的驿站已超过万数。仅国家签发专为驿站服务的站户亦达30万户以上。驿站体系规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是罕见的。驿路不仅一度横贯欧亚，且惠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3]，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

（一）驿站

元代为了发展中西交往，沿“丝绸之路”旧基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驿运大道，沿途设立驿站，由边防直通京师。

元代驿站（蒙古语称为站赤）分为两类，一类为军用驿站，属于军事性质的交通机构，由蒙古人当差，属于朝廷通政院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为提领、副使及百户，在站中服役的叫站户。军用驿站非特殊通凭证，不得通行，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纳怜站道设23站”即悬带金、银园牌方可通行。二类为一般驿站，此类驿站分布最广。与驿站（站赤）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每10里、15里或20里就有一个急递铺。每铺设铺兵5人，10铺设铺长一人，铺兵执行任务时，腰束皮带，悬铃持枪，日夜走递。急递铺的任务主要是传递朝廷、郡县的军事信息和政令文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通信设施。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元代交通发展和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

元代驿站是封建中央王朝通报边境军情、宣布朝廷政令的邮传机构。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蒙古汗国就开始在控制区内设立驿传。当时，蒙古军队每征服一地即设驿站，蒙语称为站赤。蒙古拖雷监国元年（1228），察合台部将按竺迩元帅“驻镇删丹州”时，就从敦煌置驿抵玉门关，通西域。显然，此时从删丹（今山丹县）通往察合台兀鲁思中心阿里麻的驿路已开通。至元太宗统治时期，驿站规模进一步扩大，建立了全国性的驿传网络，并制订了有关制度。截至忽必烈统治时期，酒泉境内驿站系统已日臻完善，使内地与西域联系更加紧密。至元十一年（1274），元政府又“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立罗卜、怯台、阇鄽、斡端等驿”^[4]。这些驿站的设立，使酒泉再次成为西域各民族和中原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元至大四年（1311）三月，因通政院对驿站管理“怠于整治，站赤消乏……令兵部领之”^[5]。同年七月，复立通政院分管蒙古站赤，兵部掌管汉地站赤。延佑七年（1320），元政府规定蒙古站赤和汉地驿站，都开始归通政院管理^[6]，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设置机构统管驿政的开始。

元代全国有驿站1395个（新疆、西藏、岭北地区未计算在内），配驿马44301匹，牛8196头，驴6007头，车4037辆。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由肃州至甘州，甘州较之肃州尤大，中有九站，每站奉边境长官命，供应行人马、驴450匹，车560辆，每站以一鹅、一鸡、米、面、蜜、酒、蒜、醋、葱、蔬菜等物供应行人之食。每至一城，官长宴使臣于官署”。肃州至甘州之间，500余里，设驿站9处，平均站距不足60里。这与《永乐大典·站赤》记载的“少则60里，多则240里设一站”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元代肃州驿站设施之完善。

元代在肃州以西至哈密一带设有舍站、忙不剌、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驿站。其中肃州、瓜州、沙州站址人所皆知。忙不剌，蒙古语意即“苦涩的泉水”，其站在今高台县西北隅苦水墩一带，这里恰好是从高台站、胭脂城站、斡鲁思站西北行至肃州道路的必经之地。由此可知，甘州以西驿道是从高台西北行至胭脂城、斡鲁思城一带，由这里分路，继续沿黑河北行通往亦集乃路。赤斤站，站西又有察八驿。延佑元年（1314）七月，元政府曾从“曲尤、沙州、瓜州上户内，佥补征调一百户，以充察巴站驿”，后又赈济察八等驿钞各五千锭^[7]。曲尤即苦峪，《重修肃州新志》作“达儿兔”，即东达儿兔，位于今玉门镇以东，察八驿又在其西，察八驿以西便是瓜州、沙州。

在设立驿站的同时，还设有急递铺。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的主要交通线上，每一二十里就有一个急递铺，每铺有士卒五人，负责传递文书政令。这样的急递铺在西北各交通线上也普遍设立。元代驿站与急递铺的设立，不仅使中西陆路交通畅通，便利了中央对地方、边疆的控制，而且也促进了甘肃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往。甘肃地区土特产丰富，盛产褐缎、毡毯、野马革、药材、玉石器等，同时又需要中原内地与西方的众多物品，由于地域经济的差异，物资交流的需求与互补，使甘肃与内地及西方国家自然地结成互通有无的经济链条。

驿站制度的实施，对于东西方之间、中原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的畅通和扩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站户

元代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百姓，把人民按不同的行业分成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其中有一项特殊的人户叫作“站户”。元代驿站繁多，所需费用浩大，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差役费用，这些人户便被称为“站户”。站户制度始于窝阔台统治时期。当时规定，各驿站附近人家，每100户出车10辆，每年每户纳米1石。站户与军户一样，是从民户中分离出来，登入站户户籍。站户户籍一经登记便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承担着沉重的驿站赋役。首先，他们要负责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又叫“廪给”、“饮膳”或“祗应”。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充使时，山珍海味，奢侈至极。其次，站户还要负责供应来往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用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等，还包括常年的饲料、马具和车辆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数目。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使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元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驿路上往来的官员作威作福，欺压驿站沿途百姓，他们“持威挟势，颐指气使”，任意索要高档酒菜，还强令歌妓纵酒，无所不为，稍不如意即行吊打驿站人员。当时，站役负担沉重，还造成了驿畜的大量伤亡。元祐元年（1314）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行省就奏报死铺马199匹、驿驼24头^[8]。这些负担压得元代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逃亡在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诗描写道：“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9]，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凄惨的生活境遇。元代末期，在沉重的徭役压迫下，站户们纷纷破产，逃亡在外，建立在站役基础上的站赤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当时有史家云：“站赤消乏，积非一日”，而“其弊终不可革”。14世纪初，据甘肃行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10]。

（三）驿道

元代甘肃行省境内的驿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1.长行站道

中兴、永昌和甘州三路诸站赤系甘肃行省所辖长行站道，也是甘肃行省境内的主要交通干道。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有脱脱禾孙马站六处，即《经世大典》所记中兴路、永昌路、甘州路三路站赤。据《析津志》所记河西一路站名里程：“应理州（百八十）野马泉（百六十）永昌府（正西北六十）辛汜（百六十）青寺（百三十）甘州。^[11]”甘州以下进入酒泉有舍站、忙不剌、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站名，自沙州西至斡端（今新疆和田）千余里。甘肃行省所辖三路站赤又可分为东端、脱脱禾孙六马站、西端三路。东端从中兴府（治今宁夏银川市）出发，溯黄河南下经灵武、鸣沙，自黄河九渡过河西行至应理州，然后与脱脱禾孙马站驿路衔接。“脱脱禾孙”蒙古语意为“査验者”，是元政府在关会之地重要驿站所设盘査往来使臣，防止诈伪的官员。

脱脱禾孙驿路主要有以下马站：应理州，一作应吉理州，即今宁夏中卫。野马泉站，在应吉理州、西凉之间，在今古浪县北境大景附近的野马墩一带。永昌路本府站，在今武威市凉州区内；《析津志》未载马连泉站，马连泉站在令民勤县西马莲泉一带，位宁通往昌宁的道路上。辛汜站又作辛记川站，在永昌府正西北60里，约今武威西营一带，辛汜川或即西营河，西营为辛汜的音转。由此西北行约100里有炸窄站，又名者来寨，在永昌县城西南10公里处祁连山北麓，此地残存故城址一座，当地俗称“马号”，相传是元代蒙古人修的马圈^[12]。显然炸窄站是元代驿站名。《秦边纪略》卷2记有真景站，在今东大河出祁连山口处，位于辛汜站与炸窄站之间，也是元代站名遗存。由此显示，元代驿道从武威启程后，是沿祁连山北麓西北行，在各山口处均设有驿站。青寺站，在辛汜站西160里，大约在今山丹县绣花庙一带，青寺站西130里即到甘州。这就是《经世大典》所记六站，均属脱脱禾孙马站，有“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头，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13]。

这条驿路的西端，除《析津志》所载甘州西出途经舍站、忙不剌、肃州、赤斤至瓜州、沙州的大道外，还有一条西北出高台正义峡往亦集乃路的小道。其站赤如下：纳怜站，在今高台县东南约20里处黑河畔渠口堡一带。胭脂城，在今高台县西北30公里黑泉乡胭脂村，传说当地有泉水红艳，名“胭脂泉”，也是西夏胭脂城所在地，元代胭脂城站设在这里。从胭脂堡顺黑河西北行约30里，有地名罗城，似即斡鲁思城之简称。《肃镇志》与《重修肃州新志》均记载高台城西北五里有高台站家湖，高台城南一里有站家渠、站家渠桥，城东40里有黑泉站家湖。以上五站皆在黑河边，可知这条支线是从甘州至高台，顺黑河北上至天城，由正义峡出山口，与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纳怜道相接。

至治二年（1322）三月，元朝政府在甘州置八剌哈孙驿。八剌哈孙，蒙古语意“城”，似为甘州城驿，此甘州八剌哈孙驿即《大元马政记》中的“甘肃州察罕八剌哈孙”，即白城站。白城子离肃州百余里，北通和林（今内蒙古哈尔和林）、亦集乃路，地当冲要，在今金塔县境内^[14]。

这三路站赤构成甘肃行省境内交通干道，是元朝时期诸王、驸马、使臣、番僧、商旅乘驿长行的大道。

2.纳怜道

元朝时期，在岭北行省南部的和林路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均属通政院管辖的“蒙古站赤”。“帖里干”（一作铁烈干），即蒙古语“车”之意，帖里干道能行大车，是大都经上都通往和林地区的主要道路。“木怜”（一作末怜），即蒙古语“马”之意，木怜道是从上都西行入和林的道路^[15]。纳怜，蒙古语“小”之意，纳怜道是“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置，由蒙古军人应役，规定只许“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事使臣”^[16]通行。这三条道均是通往和林地区的主要驿道。据《析津志》记载，纳怜道的基本走向是从大都（今北京）西行至东胜（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城关镇），从东胜至西夏中兴府，由东胜到中兴府沿黄河而行，故多为纳怜水站。从中兴府经贺兰山后沙漠到亦集乃路即为甘肃纳怜道。这条道路比应理州至甘州的长行站道艰险难行，但路近便捷，故称小道。(www.daowen.com)

见于文献资料中所载纳怜道共有47站，因大部分在甘肃行省境内，故称“甘肃纳怜驿”。甘肃纳怜道有“哈温至哈必儿哈不剌十四站”、“晃忽儿月良九站”、“蒙古八站”。

从甘肃地区到内蒙古地区的道路由哈温至哈必儿哈不剌，共十四站。哈温即哈剌温，在甘肃境内，哈必儿哈不剌在东胜（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城关镇）附近。哈剌兀孙，蒙古语意谓“黑水”，在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城东。《嘉靖宁夏府新志》卷1“宁夏总镇山川”条记“黑水河在城东，蕃名哈剌兀速，西流注于黄河。”由此可知哈剌温站在中兴府附近，向东至哈必儿哈不剌共有十四站。

西至晃忽儿月良（黄兀儿于量）九站，这是从宁夏中兴府西行至新疆地区的道路，途经塔失八里、揽出去、黄兀儿于量等九站。

塔失八里即塔失城，塔失，突厥语意“石”，八里意“城”，即“石城”。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诸王宽彻在塔失城置站，负责迎送察合台汗国往来使臣，宽彻驻地在哈密力（今新疆哈密）一带，所管驿站均在“西面川两接界地”，即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交界处。今哈密东北约70里处的石城子，即元朝的塔失八里站。

揽出去站，疑为《西域行程记》中的“腊竺城”，《西域图志》作“拉布楚喀”，在今哈密之西拉布楚喀。

黄兀儿于量站，一作晃忽儿月良、晃火儿月连、黄忽儿玉良，其地在瓜、沙以西。月良、于量、月连、玉良即蒙古语“河”的音译。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考订为今“霍努儿乌连河”^[17]，在今新疆艾比湖一带。这条驿路从元初一直通行至元末，其终点在元朝西部边界晃火儿月连地区。

蒙古八站是从亦集乃城南下至甘州的道路，途经八站。

《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1301）九月，陇北廉访司佥事梁承事言；“亦集乃路所管七站，除在城至川口两站，山口至本路五站。^[18]”黑城出土文书F2：W65录有在城、盐池、普竹、狼心、即的、马木、兀南子、山口、落卜克八站的名称。其中在城站设在亦集乃路城内。盐池站似设在城北盐泽苏古诺尔附近。从黑城出土诉状残页上有“迄北落卜克住人”字样，可知落卜克也位于城北，或即《经世大典》所载的川口站，川口就是自亦集乃路城北进入戈壁的入口处，为北去和林的冲要，这是在城至川口两站，其余五站位于城南，从黑城出土文书所记马木、兀南子站、即的站侧有农田的推断，这两站当位于额济纳河畔。狼心站当在今额济纳河畔狼心山下，据《秦边纪略》等书载，明清以来，此地一直是由额济纳南下河西走廊的要道。山口站当在今大茨湾一带，由此出山口至高台正义峡，与长行站道西端相接，即经斡鲁思城站（罗城）、胭脂城站、高台站、纳怜站、黑泉站，东抵甘州城。由此可见，元代纳怜驿路是沿黑河设置的，今额济纳河下游东支旧称纳林河，或由当年纳怜道而得名。

总之，甘肃纳怜驿道以亦集乃城为枢纽，四通八达，北通和林，南连甘州，西抵察合台汗国边界，东经东胜至太都。这是一条通报西部边疆军情急务的专用驿道，只有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事使臣才可通行。

3.两兀鲁思驿道

两兀鲁思道是指河西境内蒙古宗王阔端系和察合台系后王出伯、宽彻等所代表的察合系诸王所立站赤，即甘州通往宁夏与甘州通往奉元（今陕西西安市）的道路。“兀鲁思”一词意为“份地”“封地”“领地”。

大德七年（1303），元朝与诸蒙古汗国约和后，西北诸玉向元朝政府屡贡方物，其中葡萄酒成为大宗进贡物品。如何运送从西域等地进贡的各种葡萄酒，使元政府颇费心思。延佑元年（1314）十月十四日，御史台备西台监察御史奏言：“甘肃纳怜驿，系蒙古军人应当，专备军情急务，其余非关紧要，但悬金银圆牌，往往取便经行，若不禁止不可。”中书省据此让兵部通政院商议，“今后除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事使臣，使行纳怜站道，其余一切出使人员，倶合兀鲁思两道、汉站迎送。及葡萄酒，依在前年分，令骆驼搬运至汉站接迎赴都，诚为便宜”^[19]。显然因运送葡萄酒事涉及甘肃纳怜驿，各部门商议的结果是禁止占用为紧急军务设置的纳怜驿站，甚至不允许乘行国家铺马，只能利用兀鲁思两道及汉站。显然，两兀鲁思道是与甘肃行省三路站赤、甘肃纳怜驿道并存的另一种驿道。

文献史料记载，河西诸王兀鲁思自己设置站赤。

锁南管卜岐王即弘吉剌部昌吉驸马后裔，王位下在西宁州至庄浪（治今甘肃永登县）一带，所领有的红城儿站当为今永登县城东南约70里的红城，火儿忽秃是蒙古语“黑城”之意，即今永登县黑城。

荆王也速也不干为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之子，阔端之孙，其王位下七站为永昌府站、山丹城站、许速土站、帖里灭站、土火郎站、秃儿干站、双松站。其中永昌府站在今武威城内，山丹站在山丹城内。秃儿干即秃鲁干，在今天祝县岔口驿一带，与前述岐王位下红城儿、火儿忽秃这二站连接为一路，其余四站地址不详，均在永昌路辖境内。

元朝中期以后，肃州以西至哈密力一带逐渐由豳王、肃王、西宁王、安定王等几个王位下拥有，《析津志》所载甘州以西舍站、忙不剌、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驿站，均演变为兀鲁思站。

4.从酒泉通往中亚的驿道

1226年，成吉思汗大举进攻西夏，占领了酒泉全境，打通了河西通往畏兀儿地区的道路。1227年蒙古灭西夏，删丹（今甘肃山丹）被分给察合台。1228年察合台部将按竺迩奉命镇守删丹，“置驿张掖、酒泉”，“自敦煌置驿抵玉门，同西域”。初步开通从删丹至察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的驿道。1236年，察合台为了将太原收到的租赋运到西北的封地，又修建从太原经太和岭、大同至删丹的驿路。至元十八年（1281），应察合台后王阿只吉请求，忽必烈“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驿三十”^[20]。

耶律楚材从西域归来，就是从别失八里到天山南路的哈剌火州，抵达河西走廊肃州的。中统四年1263），耶律希亮奉世祖玺书“驰驿赴阙”，先由苦先城（今新疆库车）经哈剌火州（今吐鲁番高昌故城）、鲁古沁（今鲁古沁）、伊州（今哈密）等地，进入河西走廊东返。这条驿路，是畏兀儿通往内地的要道，也是元朝通往各宗藩国的要道。从沙州出发，经哈密，可以越博格达山，由独山（新疆木垒县南破城子）等地走天山北路去别失八里；也可由哈剌火州去别失八里或直接去彰八里（今新疆昌吉县），都可到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利各汗国。后至元二年（1636）罗马教皇本笃（Benedict）派马黎诺里等出使元朝，从法国南部教皇驻地阿维农（Avignon）出发，先至钦察汗国都城撒莱（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再继续东行至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由此以东行程虽无史文记载，据推测似应从天山北路经过畏兀儿地区进入沙州，再东行至宁夏，经东胜州、丰州、大同等驿，最后抵达上都。

汉、唐时期，出玉门关，经罗布泊南通向西域的道路，在蒙古时期仍然畅通。驿路所经多为荒漠戈壁，而塔林河（今塔里木河）夏季水量充沛。自曲先（今新疆库车）起行，分别沿河的南源于阗河和叶尔羌河上溯，可顺畅地到达斡端（新疆和田）和鸭儿看（新疆莎车）。于是元政府在至元十一年（1274），下令设“于阗、鸭儿看两城水驿十三”。至元十九年（1282）以后，元政府不断完善沙州沿疏勒河水道西行的驿路。1285—1287年间，元政府先后设立罗卜（新疆若羌）、赭里辉（新疆且末）、怯台等驿。这条驿路的建立，使河西——疏勒河——罗布泊——塔里盆地南沿、昆仑山脉北缘——葱岭一线贯通，成为一条通往西域的重要东西交通干线。

驿站制度的实施，对于东西方之间、中原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的畅通和扩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驿路的开设，使较长时期因民族、王朝之间连绵不绝的冲突、战争而造成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得以再度畅通，人为的关卡垒栅不复存在。这不但有利于蒙元帝国的军政令文通达四方，也使往来的中外使臣、商旅畅行无阻。尽管驿站划属蒙元政府政治军事体系，过往人员必须凭给驿玺书或差使牌符方能乘驿行进，但过往人员中就有不少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外国贡使或冒称“使臣”的外商。他们的外贸活动就在使臣的名义下，得到了驿传优惠条件的保护。由于元帝国十分重视官营商业，曾给许多色目（回回）富商臣贾以特权，发给他们乘驿行走的金银牌符，使他们在元帝国势力到达之处皆可通行，且可供应驿马。驿站制度的实施，客观上形成了蒙元时期以驿路为基本走向的欧亚商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