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发生了改变。蒙元时期，漠北的和林、蒙古草原上的上都开平府和内地的大都先后成为蒙元政权的都城。在大都还没有成为蒙元的都城之前，和林与上都在一定时间内，担负着境内外商人往来西域与漠北的中转站的责任。而和林城与开平府的兴建，使得大都、上都、和林三座重要的城市之间彼此往来联系变得便利迅捷。尤其是忽必烈正式改元以后，大都成为蒙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取代了汉唐时期的长安，不但成为“直接联系全国各大都市，间接联系各路府州县以至小城镇”^[1]的中心，而且成为联系境外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的中心，变成了“丝绸之路”新的起点与终点。

二是“丝绸之路”覆盖范围扩大。蒙古族在漠北崛起后，实力不断增强，在统一漠北各部以后，便将锋芒指向了西域各国，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前赴后继，攻打花剌子模、吞西辽、灭木剌夷、破报达，蒙古人的兵威所及之地，便是其商业活动所达之处。为了突出地域的局限，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通过三次西征，在西北、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形成了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利等四大汗国，它们作为中央政权的藩属国，在很长时期内维持着与中央政权之间的隶属关系。这些藩属国（汗国）不但与中央政权之间往来非常便利，而且各个藩属国之间的交通也同样便捷。陆上“丝绸之路”向西北入西域后，需经各汗国国境而向外延伸。四个汗国与中央宗主国的关系融洽，在一定时期内为“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四大汗国的建立，拓宽了中西交通，使汉唐以来传统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无阻。

蒙元时期的都城还有上都和漠北的和林，特别是改元以后，上都的地位非常重要。从忽必烈开始，蒙古各皇帝每年都要巡幸上都，百官随行，嫔妃相从，就连很多政事都是在上都处理的。上都辅弼大都，承担着一定的商贸中转功能。和林在开平府被升为上都以后，虽然地位没有在大蒙古国时那么重要，但它一直是整个蒙元时期由宗王驻守的重城。围绕着和林，通向境内外的商贸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三是增辟内地至河西走廊的通道。元朝以河西走廊为主，设甘肃行省。新开辟了“丝绸之路”南北两条商道：

南道：从奉元经兴平北上，过邠州、宁州、庆阳、环州至宁夏萌井驿，向西北经灵州（灵武）、应理州（今宁夏中卫），由此西通永昌（甘肃永昌县）甘州、肃州、沙州。

北道：以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为起点，经中兴（银川）西至永昌（甘肃永昌县，在武威西北）、甘州、肃州、沙州。(www.daowen.com)

经过蒙元政权的积极努力，“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以西形成了三条主干道。

元代“丝绸之路”北道：出河西走廊，经敦煌至哈密，再到天山北路的别失八里（新疆济木萨尔县以北）、彰八里（新疆昌吉）、阿里麻里（即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北克千山南麓），经亦列河、楚河流域，循阿姆河北行，再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多瑙河流域。这是商旅使臣从蒙古高原经天山以北经钦察汗国与西方联系的一条主要道路，即北道。阿尔泰山至天山以北的道路，早在唐代就由突厥及其以后的回鹘开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西征时，开拓与整修了阿尔泰山至和林的通道。元朝建立以后，又恢复了别失八里经巴里坤（即巴尔库勒，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至河西走廊的一段。这样从大都南下经保定（治今河北保定市）、太原（治今山西太原市）、绛州（治今山西绛县）至奉元（治今陕西西安市）、兴平（治今陕西兴平市）后，北上经干州（治今陕西干县）、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庆阳（治今甘肃庆阳市西峰区）、环州（治今甘肃环县）至宁夏（治今宁夏银川市）萌井驿，过灵州进入河西走廊的永昌路（治今甘肃永昌县）；或从大都西经大同（治今山西大同市）、东胜（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城关镇），经河套至宁夏，再向西到河西走廊的永昌路。通过这两条道路，联结了大都经河西走廊、西域至西亚、欧洲的通道。

元代“丝绸之路”中道：从哈密到哈剌火州（高昌），再经苦叉（库车）到可失哈耳（今喀什）转赴西域各地。

元代“丝绸之路”南道：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循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经罗卜（今新疆若羌）、怯台、阇缠（今新疆且末）、沙车（均有驿站）再经中亚的巴达哈伤（今阿富汗东部的巴达克山）到国外，先到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部的尼沙普尔）等城，穿越呼罗珊地区（伊朗东北部）至报达（巴格达）或伊利汗国首都贴必力思（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列士），然后与通向地中海或黑海的路线相接。

也可由东胜经宁夏、河西走廊、沙州到斡端（和田）、可失哈耳，再往国外呼罗珊地区到巴格达。由巴格达经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北行，渡黑海至君士坦丁堡，从此地可至欧洲各城市。

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驼队和马帮把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内地特产运往西域，再到国外。西域所产的棉布、马、驼、葡萄酒、葡萄干、玉石等又沿着这条路来到中国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