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鹘未西迁以前，酒泉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东西方各民族不断迁徙、流动的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他们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五代至宋，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

回鹘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说：“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其人］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66]。说明当时有不少回鹘商人存在，回鹘商人特别善于识别珍宝，当少数民族与汉人贸易时，需要回鹘人从中做媒介，否则就难以成交。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在京都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商业的发展又直接带动了回鹘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宋史》载龟兹“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67]。这里的“花蕊布”实际上就是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经常出现的用作交换等价物的Böz——粗棉布。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辞典》中对这种货币的流通使用情况作了如下记载：“qamdu，长四挡子（挡子旧时用的长度单位，合0.71米），宽一拃的一块粗棉布（böz），其上盖有回鹘汗王之印，在商业流通中起货币作用。如果用旧了，七年洗一次，重盖新印”^[68]。这是回鹘人最常用的货币。(www.daowen.com)

在909—959年间，50年里回鹘诸蕃向中原朝贡40多次。这仅仅是一个大致的统计，考虑到史籍漏载以及查阅文献过程中的遗漏，实际的朝贡次数恐怕不止于此。从北宋建立到灭亡的167年间，于阗朝贡43次；回鹘集团（包括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回鹘、龟兹回鹘、瓜沙州回鹘）朝贡89次，占朝贡总数的76%。在与中原政权保持关系的“丝绸之路”贸易伙伴中，不仅包括河陇及西域诸番，还有远在中亚和西亚的塞尔柱帝国以及喀喇汗王朝等政权。从贸易的规模及商品的种类看，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商品丰富、数量较大。例如文献记载于阗在熙州南川寨存乳香等物10万市斤，换算为今65吨的规模。从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看，唐时从陆上而来的外来物品较为丰富，有人、动物、花草树木、药物、纺织品以及珍奇异宝等，内容十分庞杂；五代及宋代从陆上而来的物品虽然也较丰富，但与唐代相比就显得有些逊色了。当然，这仅仅是史料所反映的状况，因为史家记述的多为上层社会的状况，至于丝路对于民间的渗透和影响就鲜有反映了。对比唐宋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物品，不难发现除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药物、宗教用品等以外，奢侈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五代以后，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亦有所渗透。当然，陆上“丝绸之路”的官方贸易对中原政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朝贡贸易进一步促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宋朝的税收；另一方面，大量域外商品涌入中原，对宋朝经济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比如引起金银价格的上涨和铜钱的紧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