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进入国内和出国手续沿用了“过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因双边贸易大增而出现的混乱无序及人身财产安全情况。“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27]。设置关防的目的是“闲邪正暴”，有犯禁者则没收其货物并且加以处罚。关防是勘验过所的重要机构，对外商的检查必要而且严格，“蕃客往来，阅其装重”^[28]。当时的“过所”不仅仅是通行证与身份证明，而且还具有商业许可证的功能，可证明其行踪、所携人口、携带物品的合法性。对于作为通行凭证的“过所”，行人如何申领以及政府如何按程序签发，唐代有专门规定过所相关问题的过所式，但遗憾的是今天史籍已经失载。目前保留下来的日本古代法令有过所式，许多学者认为，日本过所式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源出于唐令。《日本养老关市令》记载：“凡行人度入关津者，皆依过所所载关名勘过，若不依所诣，别向余关者，官司不得随便听便其入出。^[29]”行人应按所申请的路线出行，另走别的关所就是违制，官司可扣留或进行相应的处罚。这样的管理手段有效地减少了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环境下，商人随意出行通关对管理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唐朝加强了边关出入商品的管理，对勘验程序和手续也进行详细的规定。在《唐律六典》中记载，出入关隘之人，都要领取过所，经勘验货物、车马情况，随行之人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后方可通行。“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若赍禁物私度及越度缘边关，其罪各有差”^[30]。凡需度关之人，首先必须申领过所。唐代的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发给。尚书省主管过所事务的是刑部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由刑部司门司主判，都官员外郎判依（通判）。在地方，由户曹参军主判，咨议参军等判依。在唐西州文书中，许多请给过所的文书都由户曹参军主判，和《唐六典》的记载完全相符。唐代在通关过所申请目录中填写更加详细，并增添相对应的法律条文约定。过所式规定了行旅所持过所的一般要求，第一，过所申请者的外出事由，目的地及沿途关津名数；第二，申请人姓名、身份、年龄；第三，申请人籍贯；第四，随员姓名、年龄、籍贯；第五，所携奴婢姓名、年龄；第六，所携物品名数；第七，所携牲畜马牛名数、公母、口齿；第八，年月日主判官和通判官签署。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过所仅适用于百姓或“私客”出行，官吏和政府公务人员出差则使用“符传”。在过所的签发过程中，各个部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会再出现一人签发即刻生效的状况。对入境人员各地州、县、府都有勘验的职责，以防犯罪人员蒙混过关和货物中掺杂危害社会的货品。《唐律疏议》载：“水陆等关，两处各有关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者，徒一年半。^[31]”对私自偷偷过关的，一经擒获将判一年牢狱之刑，情节严重者，刑量增加至一年半。“过所”禁止借给他们使用，一经发现，过所领取人和借取人都将各自领取一年的刑事处罚。《唐律疏议》中以“不应度关者，谓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而官司辄给及身不合度关，而取过所度者”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对借过所而没有出关者，罪减轻，同时也对发放过所的官员进行经济制裁。对违反法律规定之人严格处罚，处罚方式按所犯法律大小，从轻到重依次为答、杖、徒、流、死五刑。对文职人员违反处以免职、除名等行政处罚。唐朝“丝绸之路”贸易法律的设定，使相关法律和触犯事例的处罚都有章可循此法律制度，不但约束了边贸，同时也对监管人员进行有效地指导和监督。

吐鲁番文书中有开元二十年（732）的《石染典自瓜州返安西过所牒》，上面就有“沙州市勘同、市令张休”的签字。商贾行人必须持有过所，并有沿途官吏检查签章，方可通行无阻。在敦煌、吐鲁番近年考古中，新出土的过所文献有九件之多，其中六件是申请、勘査过所的文书，只有三种是官府勘给的过所实物^[32]。《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说到“称从西来，到此市易事了，今欲却往安西已来，路由铁门关，镇戍守捉不练行由，请改给者。”其后有悬泉守捉、常乐守捉、苦水守捉、盐池戍守捉“勘过”的记载。最后还有“染典蒙瓜州给过所，今至此市易事了，欲往伊州市易。”这是由西来沙州贸易的商人，经沿路守捉勘验，“市易事了”，一并上呈瓜、沙批件，再欲西往伊州。在这件文书中，有“市易事了”一语，说明石染典是经商的商人。文书夹缝中有“作人康禄山、石怒忿，家生奴移多地，驴十头，沙州市勘同、市令张休”等句，说明石染典所带的人畜是经过沙州市令勘验过的^[33]。再如《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其中记录了来自粟特的商团在西州申请过所的情况，这些商胡“从西来，欲向东兴易”^[34]。石染典和康义罗施都是属于昭武九姓胡的粟特人。它具体形象地记录了一支规模不大的粟特商队在古“丝绸之路”上从事长途贩运的情形。

唐代还在长安经河西至西域的6000公里“丝绸之路”上实行驿馆制。敦煌周围就有21个驿站及邸店。驿站的职责是供给过往官员、外国使团和客商的食宿及牲畜草料，并根据来往行旅的性质不同而区别对待。驿站周围往往形成商货集散地，也有民办的客店、商铺和手工业作坊等。(www.daowen.com)

唐代积极发展前代以来的驿传制度，开辟更多的交通路线，有利于促进商业的发展。据《唐六典》卷五载：唐代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有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所86个，这些驿所设有驿长，配置驿马、驿船。陆驿大约三十里相距。《通典》卷7记载：“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食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蘘，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驿传制度不仅在中原内地十分发达，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在丝绸之路十分完备。现存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都记载了馆驿制度的详情。如敦煌文献P2005《沙州图经》记载唐代沙州附近就有州城驿、清泉驿、横涧驿、白亭驿、长亭驿、甘草驿、阶亭驿、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以上驿瓜州控管）。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东泉驿、其头驿、悬泉驿、鱼泉驿、无穷驿、空谷驿、黄谷驿等驿站。敦煌文献P3714号文书背面《唐高宗总章二年八月九月传马坊传马传驴使用文书残卷》，吐鲁番出土文书：72TAM171.5号《高昌私马、长生马、行马、亭马、拾骑马、驼、驴帐》，阿斯塔那506号墓《唐天宝十三载或十四载交河郡郡坊草料账》，68TAM98.5《高昌延寿某年勘合行马表启》等都详细记载了丝路贸易与周边各族各国交通所用的驿站名。如《资治通鉴》卷198载：“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35]”唐高宗显庆二年苏定方击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后，首先做的事便是“通道路，置邮驿”^[36]，可见唐政府对“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