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河西商镇的兴起与发展，贸易商品的扩大，贸易商人的增加，促进了酒泉商业贸易的繁荣。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展，使欧亚大陆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东罗马帝国、波斯、印度、阿拉伯大食帝国以及中亚诸国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这个经济区域在西汉以来以“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活动的刺激下，日益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产生了许多丝路贸易的商业重镇或商品集散中心。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西北区域民族融合的过程，是推动河西商镇发育的主要原因之一。河西地区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城市作为“丝绸之路”贸易的中继站、商品的集散地、胡商商业活动基地，已经具备了国际贸易城市的性质和功能，成为丝路贸易的商业重镇。

敦煌文献《唐沙州某市时价薄口马行时估》《唐天宝某年行客王修智卖胡奴市券》和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年三月瓜沙州给石染典过所》，记载了敦煌市行组织和商业制度严密完善，表明敦煌已有相当繁荣的商业区——市和官署委派的商业官吏——市令。市署除有“三价均市”的管理职能外，还有具体的查验、发放市劵的责任。每行以经营的商品性质种类区分，行有行头，下有行客。每种商品的贸易，视商品的种类履行市劵手续。从这些现存敦煌文献可以间接反映敦煌当年的繁华景象。

（一）行肆店铺周全

唐代敦煌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城内主要的店铺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博士店、氾法律店、氾押牙店、王富昌店、石家酒店、曹家店、安家酒店、罗家酒店、氾家酒店、丑子酒店等字号。店铺所卖物品既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也有本地土产的，还有来自西域的。敦煌文献P.3211《王梵志诗》描述：“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12]。这首诗描写商贾（市郭儿）“坐”市住店经商，本钱有千百贯，同伙（伙伴）有三五个，各行各业（行行）都有，山区交通阻塞之地（山鄣）贵重物品也能运来，充分表现了胡商的店铺之多。法藏敦煌文献（编号P.3644）发现两首后唐敦煌市场商人招揽顾客叫卖货物的诗二首，其一曰：“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买物之人但且坐。”其二曰：“某乙铺上且有：橘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拨，芜荑大黄；油麻椒蒜，河藕弗香；甜甘枣，醋齿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矾皂矾，紫草苏芳；砂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13]”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到，敦煌的商业市场，行肆店铺周全，一市制备可达到百余千。店铺内伙计（火下）量少也有“三五个”，而且杂货俱全。从各种罗列叫卖的药材类、干果类、绢帛衣服类、吃食类商品琳琅满目，中外南北俱有，可见当时的商业流通非常广泛。从敦煌文献《唐开元廿九年于阗兴胡安忽娑卖牛契》《唐天宝某年行客王修智卖胡奴市券》中，可看到兴生胡在敦煌商业活动中是多么活跃。

粮食贸易是酒泉商业贸易的主要内容。当时河西的农业生产居全国先进之列，但手工业生产水平却远远逊于江南内地。因此，唐政府对河西实行“和籴”政策，即政府以合理价格收购河西农民的粮食，储备以作军需。河西农民大都依靠向政府卖粮，以换取布帛添置衣物。许多敦煌卷子反映了这种情况。敦煌文献《唐年次未详（C756）河西节度使判集》有“肃州请闭籴，不许甘州交易”一案判文，强调了“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合流通”的重要性^[14]。

丝绸是酒泉商贸的主要过境商品。当时西域诸国使团来华进贡名贵土特产品，唐回赐亦丰，其中以丝绸为大宗。胡商也携带大量珍宝来河西贩取丝绸及丝织品。即使西域僧人西归时也携带大量丝织品。《吐蕃历史文书》中就记载了汉之财物往运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以致于普通的吐蕃百姓也能穿上上等丝绸，可见运至瓜州的丝绸数量之多。唐代诗人张籍对汉商贩运丝绸西行有生动描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5]。”

除丝绸之外，他们还需要瓷器、药材等物，对粮食、驼、马等也有需求，大批胡商因丝绸贸易而客居敦煌、酒泉。一时之间酒泉、敦煌商品经济十分活跃。

唐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繁荣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唐代突出的商品生产行业有丝织品、矿冶业、制茶业、瓷器业、造纸业等，这些行业已经具备了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和制造技术。

（二）中外商人云集

7世纪以后的敦煌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南中北道的咽喉，自然成为商人聚集的商镇。敦煌文献中许多“名籍”、“差科薄”中记载了大量昭武九姓胡人编入户籍，已成为敦煌的居民，有的地方还形成了胡人居民的社区或胡商的聚落。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一处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里，其水咸苦，非泉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显然，此湖泊边是胡商进出玉门关的一处休息地。辖属沙州的石城镇和播仙镇的形成也印证了这一事实。S.367《沙州、伊州地志》载，在沙州以西1580里的地方有一石城镇，此地原为汉代鄯善国之鄯善城，因“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城聚落，亦名典合城”。康艳典实为商胡首领，来居此城显然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他在石城镇西240里处先修筑了新城，粟特语称弩支城，后又修建了石城镇、蒲桃城、萨毗城共四座城镇。在敦煌至若羌、且末的西域南道沿途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业贸易基地和移民点。

敦煌城内也有胡商的社区。敦煌文献《唐天宝某年行客王修智卖胡奴市券》《开元二十九年兴胡安忽娑卖牛契》等已说明在敦煌的商业活动中胡人的活跃。P.3929《敦煌廿咏》中《安城祆咏》曰：“版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证。”安城即是安国胡人的居住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一般都有胡人进行宗教活动的“祆祠”。除安城祆祠外，《沙州图经》还记载了一处祆祠：“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石城镇是康国人的聚落，播仙镇（且末）是何国商人的聚落。而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从敦煌文献P.3559《天宝十载差科薄》所载名籍看，则有曹国人、康国人、安国人、何国人、石国人、米国人、史国人等，是一个昭武九姓诸胡群居的移民区，乡名取“从化内附”的含义。由于胡商在敦煌的炽盛，移民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而且经商的已不仅限于昭武胡人。敦煌文献P.3569《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牒》记载，来敦煌经商的有西州、庭州使团，楼兰地区萨毗使，回鹘使、凉州、肃州蕃使（吐蕃）、凉州嗢末使等。P.3552《儿郎伟》云：“于阗纳贡，献玉玻璃”，“西州上贡宝马，焉耆纳送金钱。”为此，敦煌周围出现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二十多个驿站、邸店，这是接待贸易使团、商客的机构。(www.daowen.com)

盛唐时期，敦煌地区居民大约有3万人，其中有大量胡商，这些人中以粟特人居多。粟特人也被称为昭武九姓人，本来生活在今天的中亚一带，百姓以经商为业。唐朝时，大量粟特人来到中国，将东西方的商品相互转运以牟利，他们沿着商业路线一路进发，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当时，敦煌境内就有很多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他们是盛唐时期敦煌贸易市场的主体，很多粟特人为了从事贸易活动的便利而定居敦煌。为了便于管理这些粟特人，唐政府专门在敦煌县设立了从化乡，成为敦煌十三乡之一。粟特人在敦煌不但从事各种商业贸易活动，有的还担任了管理市场的官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如康秀华是生活在敦煌的一个粟特富商，主要从事经营胡粉生意。他为了抄写一部经书，一次就向寺院施舍了粟150石、银器35两，另外还有相当于300石麦子的胡粉，总价值相当于10匹马，或者30头牛，足见其家境的殷实。晚唐时，敦煌市场上开办的酒店很多，以姓氏、人名命名的酒店中一半以上是粟特人开办的，足见粟特人在商业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敦煌商业贸易中还常见有吐蕃、于阗、波斯、印度的商人，敦煌街南、街北市场贸易繁荣，都有众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

随着物资交易的不断增多，安西成为唐与突厥双方进行互市的重要地点。《旧唐书·突厥传》载，杜暹为安西都护时，突骑施（西突厥别部）首领苏禄妻金河公主“遭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因常有贸易，故专设牙官，说明安西互市间隔时间不会太久。经常进行的民间贸易，更不绝于市。突骑施有发达的畜牧业生产，据《世界境域志》记载：“他们的财富是马匹、羊只、皮毛、帐篷或毡房。他们冬夏沿着牧草场转徙。”由于突厥诸部以产马著名，所以他们不仅在天山南北各贸易市场上进行马绢贸易，以马匹换回自己需要的各类丝织品及其他日用品，而且还以贡献为名，直接和唐朝发生贸易关系。而安西又是朔方及河西节度使派遣市司使买马的互市地点。

敦煌地区一直是丝路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莫高窟壁画中也有反映。如第217、103、45、85窟等。第217窟南壁有一副依《法华经变·化城喻品》而绘的佛经故事。画面上山峦重叠，群峰耸峙，河流蜿蜒，绿树葱茏，行进在旅途中的商队，有的在继续行进，有的疲惫不堪，下马歇息于路旁。远处山间盆地里有座巍峨的城池，那是商人将要到达的目的地，长途跋涉的商人望着依稀可见的目的地，顿时精神焕发，欢呼雀跃。第103窟南壁西侧壁画也取材于《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画面上山峦逶迤，树木掩映，身穿各色服装的商人，有的赶着驮载丝帛的大象，有的牵着骡马……行进在商旅途中，商人除了西域人、中原人，还有南亚、印度等国之人。第45窟南壁的“胡商遇盗”图，取材于《观音经变》，画面上一队胡商，为首者高鼻深目，他们的商队逐渐入山头，山谷中冲出持刀抢劫的强盗，商人心惊胆战，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如果我们拂去壁画中的宗教色彩就会发现，它原来是唐代敦煌地区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

大量商人汇聚于敦煌，在敦煌从事着中原和西域各地商品的经营，使敦煌这个以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国际贸易城市空前繁华。真正出现了“兴胡之旅，岁月相继”^[16]的局面。唐代诗人元稹诗曰：“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17]”

（三）商品种类丰富

唐代，敦煌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外来商品极为丰富，仅市场上常见的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一时期，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大都从外地进口来再进行中转贸易，这主要依靠粟特人来完成。这些外来商品有产自朝鲜的高丽棉；有来自波斯和拜占庭的胡锦和蕃锦；有从印度进口的香料；有从今蒙古高原一带流入敦煌的兵器。在众多的外来商品中，胡粉、棉布、玉器、珠宝等商品极具西域特色。据姜伯勤先生研究，胡粉是一种价格昂贵的高级化妆品，同时也是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开窟造像绘制壁画使用的一种比较常见的颜料。至于胡粉的产地，敦煌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胡粉产于西域地区。胡粉使用于画窟画幡和女性的化妆，同时还可入药，以解果菜毒素，故其用量很大。棉布是敦煌籍帐文献记载中最常见的纺织品。唐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棉布中的官布是作为一种常收地税而附着于土地上的，但是敦煌当地出产的棉布无论质地还是产量，都不能满足需要，需要从西州地区进口大量的棉花或棉织品。西州的棉布以其质地精良而备受敦煌民众的青睐，从敦煌籍帐文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州出产的棉布在敦煌市场上不但数量多，而且多作为礼品在重要场合使用。敦煌地区不产玉，出现于敦煌贸易市场上的玉及玉器大部分是于阗等地进口的。传入敦煌贸易市场的珠宝比较常见的有琉璃、玛瑙、珊瑚等，琉璃原产地是波斯，是波斯畅销于唐代中国市场的主要商品；珊瑚主要出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和南亚地区，是敦煌地区典型的进口商品，反映敦煌对外贸易的范围之广。

（四）广设驿馆为中外商人提供方便

唐代，丝路交通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除了唐朝的国力强盛和对丝路贸易采取的各种保护性措施以外，馆驿的设置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保证丝路畅通，便于行旅和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唐朝政府在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由专门的“捉馆官”负责。驿馆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的草料，大大便利了商人和官吏在丝路上的往来。唐代诗人岑参曾对丝路沿途驿站及丝路畅通状况做过生动描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18]”充分说明了唐代在这条丝路上所设置的馆驿数量之多和驿马行驶速度之快。据《唐六典》卷5记载：唐代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所86个。陆驿大约30里相距。唐政府对驿站通畅十分重视。唐高宗显庆二年苏定方击败突厥沙伯略可汗阿史那贺鲁后，首先做的事便是“通道路，置邮驿”^[19]，可见唐政府对“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视。

在极为广袤的土地上普遍设立驿站，便利了中外交通，外交使者、商人和传教士都得到旅途的安全保障和礼遇，他们络绎不绝地此来彼往，沟通了中外交流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