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发展

唐代仍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每家农户的田地分永业田和口分田，均田户必须为政府缴纳租、调并承担各种徭役。唐代均田制与隋代相比有所变化，主要是取消了妇女、奴婢以及耕牛授田的规定。唐代规定：“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3]”从《敦煌户籍残卷》中，可看到每户内均载明户主、男女人口，各口下又载明是丁，抑或为中、小、黄，或丁妻，抑寡妻妾，年龄若干；更载明应受田若干，已受田若干，其中口分、永业、园宅各若干。在土地制度方面，本来唐朝继承隋制，建国之初即实行均田制，规定百姓18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60岁以上）和有残疾的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口分田30亩，妇女、奴婢不受田。唐朝对贵族官僚另有照顾，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爵，受永业田从100顷递降至5顷，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从60顷递降至2顷，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尉、武骑尉，受永业田从30顷递降至60亩。但是这个数额在各地并不能实际执行，各地分宽乡和狭乡，狭乡受田的数量远低于规定。在受田基础上，每个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粮2石，称为租，交绢2丈、棉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为调，每年为官府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交绢3尺或布3尺7寸5，称作庸。租庸调是农民对国家承担的赋税，丁男至60岁退还口分田，免除租庸调。由于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如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蔬菜，在敦煌地区已有了专业生产户，购买者既有瓮匠、都料匠，也有画匠、梁户，甚至还有农民，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及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势。

唐朝中期，对西域，东、西突厥，吐谷浑，回鹘，吐蕃的战争，都与酒泉地区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些甚至以酒泉作为重要基地。因此酒泉地区是兵站、粮站，也是庸役人力的补给站，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沉重。他们除了耕种自己所得的均田以外，还要负担各种繁苛的徭役赋税，有些农民被迫抛弃业田，背井离乡，逃亡到甘州等地去当雇佣，境遇艰难。于是唐朝派遣括逃御史来处理沙州逃户的问题^[4]。《敦煌户籍残卷》中也登记了不少农户逃亡的事实，既有逃亡丁口，也有合户逃亡的登记。现存敦煌所出大谷方书2835号卷子《长安二年三月为括甘凉肃州所停逃户牒》中指出当时制止农户外逃的办法：“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逃户若归，苗稼见在，课役具免，复得田苗”。这对于稳定人心、鼓励耕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武则天时期，为进一步发展边疆地区的农业，曾对河西走廊西部的瓜州、沙州等地区实行“官贷种子，付户助营”、“课役具免，复得田苗”^[5]等奖励耕垦的办法，安置浮游人口，使大量荒芜农田得到垦殖，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实行了屯田与和籴，使得这里宜农宜牧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而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唐玄宗时期，中央政府从河西地区收购粮食多达37万余石，占当年全国和籴总数的约三分之一，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可见一斑。当时，酒泉、敦煌一时形成“州城四面，水渠流畅，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土不生棘，鸟则无枭，五谷皆饶”的富庶局面和“村坞毗连，鸡犬相闻，佛塔遍地，市场广大，家给人足，嫣然富庶”，“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6]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景象大量地进入敦煌莫高窟，作为壁画描绘的内容，如第25窟和第12窟的《唐耕获图》，描绘了人民从耕种到收割的全部农业生产过程，反映了唐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辛勤播种、耕作和收获的生动画面。第445窟的《耕作收获图》，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庄稼丰收的场面和犁地、播种、收割、运输、打场、入库等过程，壁画上大堆的粮食、巨型的斛斗和人们当时收获谷物的喜悦心情跃然窟壁之上，体现了《弥勒经变》中“雨泽随时，谷稼滋茂，不生秽草，一种七收，用功甚少，所获甚多”愿望的实现。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除传统的农作物，如粟、麦、大麦（亦名扩麦，又写作杭麦）、稂麦、黍、谷、稷、旁徨（粱）、糜、徐（稻）、苴蘼（蘼籽）等外，还有其他许多品种。据敦煌文献记载，有豆（即黄豆）、豇豆、菉豆（即绿豆）、黑豆、豌豆（因其颗粒大，古亦名大豆，但非今之黄豆）、荜豆（又写作苍豆）、麻子（即黄麻子，可榨油，故亦称“油麻”）、菜籽（可榨油）、苏子（可食用）。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占有相当的比重。敦煌文献见有萝卜、椒、姜、苁蓉、草豉、生菜、菌子、葫芦、韭、葱、桃、梨、李、红蓝（又作洪蓝，即红花，花汁可作胭脂，籽可榨油）。其瓜果种类主要有葡萄、梨、果子、桃、杏、枣、柰、瓤桃等。敦煌的园囿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式，园囿种植种类多种多样，有粮食作物也有经济作物，更多的是蔬菜和水果。园囿中也大量种植葡萄瓜果，有专门的葡萄园和瓜果园。敦煌一带还普遍种植油料经济作物，如黄麻、麻子、红蓝、棉花等。隋唐时期，棉花在敦煌地区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晚唐在敦煌已经作为户调而征收^[7]。这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除一部分用于农户自用外，剩余部分都成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既活跃了经济，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畜牧业的发展

唐朝建立之初，针对牲畜资源稀缺和马政破坏的局面，唐政府在酒泉畜牧区设置有州郡草场，设有专门管理机构——草场司，以调剂畜牧草场的使用、畜群的比例、草质的优劣等，并负责征收草料，保证畜群的喂养。同时，唐代推行监苑制度，实施对畜群的登簿著籍、打烙畜印、定期算会等，保证了官府对各类畜群放牧、饲养、繁衍、使用、死损等情况及时了解掌握，便于官府征调畜力、课税等事务的施行。此外，唐政府还设有马坊和羊司，以加强对畜牧业的管理。唐代酒泉畜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毛纺织业、皮革加工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中期，酒泉的畜牧区域除绿洲农区的舍饲外，多分布在山谷河流沿岸、高山草甸区、湖泽地区及绿洲的边沿地区。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几个较大的畜牧区域，即湖泽畜牧区、常乐镇——阿利川牧区、紫亭牧区、苦水下游牧区及戈壁滩中的零散畜牧区。紫亭即今党河南山、野马河南山、大雪山和野马山相间的党河河谷和野马河河谷地带，是酒泉当时最大的畜牧区。甘泉水两支支流汇合后流经峡谷进入平原戈壁地带，而紫亭镇（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党城湾）就处于峡谷口，东边是黑达板，西边是红达板，镇城紧锁谷口。这里河谷宽广，为高山草甸草原，草被覆盖度大，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常乐镇——阿利川牧区属苦水流域（今瓜州境内），除放牧大牲畜外，还放牧羊，常乐镇则主要放牧官马群。这一时期，酒泉地区的畜牧业种类比较齐全，包括牧羊业、牧马业、牧驼业、牧牛业、养驴业等。尤其是牧羊业更为普及，不论官府、寺院，还是私营业主，所属羊群数量之多，经营范围之广，都是相当可观的。

唐代酒泉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还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的结合，满足了政府军队对马、驼等交通工具的需求，对酒泉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手工业的发达

唐代酒泉手工业种类繁多，商品丰富。当时酒泉流通的商品，少部分经贸易来自西域、吐蕃或中原地区，大部分靠本地手工业生产。在敦煌文献中，将当时具有某种技术的手工业生产者统称为匠、博士或师、先生、生等。匠又作“工匠”，工匠称谓繁多，从中可见唐代手工业的划分非常细致。唐代手工业主要种类有石匠、画匠、塑匠、铁匠、泻匠（即生铁匠）、泥匠、金银匠、桑匠（从事丝织业者）、纸匠（从事造纸业者）、洗緤匠（是棉纺业工匠中的一种）、染布匠、褐袋匠（是毛纺业工匠中的一种）、皱文匠（即鞋匠）、毯匠、索匠（即制造绳索的工匠）、罗筋匠（即制造罗底的工匠）、木匠、玉匠、帽子匠、弓匠、驽匠、箭匠、胡禄匠（即制作箭袋的工匠）、梁户（即油匠）、瓮匠等。除以上工匠之外，还有酒户、酒店为主的酿酒业等。(www.daowen.com)

1.纺织业

唐代酒泉纺织手工业比较发达，出产的纺织品主要有布、麻、毛褐、白毡等。民间的纺织生产十分繁荣兴盛，农村按照季节和时令从事的纺织副业生产已相当规范。民营纺织作坊也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而增多。毡行到了中唐时期已遍及各地。各种手工纺织机器及结构进一步完备，效率大大提高。从手摇纺车演变而来的脚踏纺车，有的已发展到可以五锭纱线同时并捻的水平。这种脚踏纺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脚踏织机与各种提花机结构的改善和机件的完备，使织品突破了原来主要靠经线显花的限制，出现了不少带有大幅度循环花纹图案的织品。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了唐代前期的丝织实物，其中一件提花锦裙尤为精巧。原锦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再于斜纹晕色彩条地上，用黄金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这件锦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丝织技术水平。毛织品中的毡、褐等产品在肃州、瓜州、沙州都有生产，瓜州出产的绯毡、氍毹（毛织的地毯）等品质优良，尤其少数民族的毛纺织业更是非常普及，不论从数量上、品种上还是产品质量上都有了相当的进步。

2.酿造业

唐代酒泉饮酒风气极为盛行，无论僧俗贵贱、男女老少，大多数人饮酒。并且在酒业产生了酒行、酒司等行业性或政府管理机构，也出现了官酒户与寺院酒户等专门阶层。酒泉境内酿酒和饮酒情况在敦煌文献中多有记载。当时酒坊和酒肆较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酒类生产和消费市场。唐代前期，粟特人占据酒业市场，垄断酿酒业及其销售市场，组成酿酒业的行业性机构即酒行，甚至还为官府宴设厨提供部分用酒。唐代中后期酒泉地区酿酒技术已经比较成熟，酒的品种繁多，酒肆遍布各地，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酒的酿造是以粮食作为基本原料的，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酒往往被看作奢侈品或高级消费品。当时人们饮用葡萄酒更为普遍，葡萄酒还是当时河西地区重要的官方往来物品馈赠之一。唐朝诗人王翰就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至今流传。

3.盐业

唐代酒泉有记载的池盐分布地区为：沙州有盐池水3处，东盐池水在州东50里，面积为东西200步，南北3里，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人从水中捞出晒干，就是颗粒盐。西盐池水，俗称沙泉盐，在州北117里，总有4陂，每陂面积在二亩以下，人们从水中捞出的盐块有马牙样大，“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之既众，用之无穷”^[8]。北盐池水，在州西北45里，东西9里，南北4里，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味同。肃州福禄县盐池在县北80里，周边百姓取食于此。史料记载玉门县有“独登山，在县北八十里，其山出盐，鲜白甘美，有异常盐，取充贡献”^[9]。

4.采矿业

隋唐时期采矿业是酒泉手工业经济的基本成分之一。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酒泉县境内“洞庭山，在县西七十里。四面悬绝，人不能上，遥望焰焰如铸铜色，山中出金”^[10]。唐玄宗开元时期，牛仙客任河西节度使时，这里曾经“仓库盈满，器械精劲”^[11]，说明当地的兵器等制造业是比较发达的。《新唐书·地理志》载，肃州土产有麴金、野马革、艾蓉、柏脉根等物，还出产玉石，又名噶巴石（今夜光杯原料），其琢器早就著称于世。玉门出石油，唐人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这一时期沙州出产碁子、黄碁、石膏，并作为贡品；瓜州出产黄碁、绛碁等，也作为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