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为了巩固和统一中央集权，首先改革了行政制度（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中枢，集权于中央）和选举制度（废除了为豪强士族把持的州郡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由朝廷委任，权在吏部，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郡）；同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力改“前朝之失”，大行“惠政”。开皇二年、三年，颁布了均田和租调新令，受田数额与魏齐国制相近，成丁年龄则由18岁提高到21岁。18岁受田后3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一夫一妇交租粟3石（西魏、北周为粟5石），调绢由1匹（4丈）改为2丈，每年服役时间由1个月减至20天，并规定不服役者收庸；后又规定丁年50，免役收庸。随着均田制的推行，租调徭役的减轻和纳麻代役等一系列惠民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隋朝为加强对酒泉的经营，通过移民与屯田，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到河西。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隋代酒泉地区使用的耕犁，已由嘉峪关魏晋墓画像砖中所描绘的长辕长床犁变成了长辕无床犁，这种犁结构简单，既可翻土又可破土。为保证屯田劳力，隋政府除了继续组织军队屯田外，还“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部诸郡运粮以给之”^[1]。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除传统的农作物如粟、麦、大麦、稂麦、黍、谷、稷、旁徨（粱）、糜、徐（稻）、苴蘼（蘼籽）之外，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新品种。

为了使之前隐瞒的户口复归户籍，从“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族豪强地主手中夺回劳动力，隋文帝在减轻刑罚和徭赋的同时，在山东地区（今河北）进行了检括户口的工作，大索貌阅（核对体貌，检査隐漏户口），并实行“输籍”之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检査户口一次），大量被荫庇或逃亡的农民由此成为国家的编户。在轻徭薄敛之下，成为国家的编户比起沦为豪强的佃农，其生产的积极性要高一些。

为使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保障人口持续增长，大量隐漏的农户改由国家直接管理，隋政府掌握的“计民”（纳税农民）数字增长很快。据《周书》记载，平北齐时（577），关东地区有户303万^[2]，大象中（579—580）有户359万^[3]。隋受周禅、北周、北齐旧境民户再加北周军户，总计为430万户左右；平陈前曾采取一系列括户措施，增加了不少户口，连同人口的自然增殖，共约680万户；平陈（开皇九年）后得户50万，全国在籍人口约为730万户。到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达890.7546万户^[4]，人数4601万余人，户数又增加了106万余户。除检括户口所致以外（大业五年又检出24万余丁，64万余口，约合十几万户；南方再次检出入籍的隐户当有40万），主要是在隋文帝轻徭薄赋政策下，人口的自然增殖较快。国家控制的人口虽未恢复到汉代的水平，但已是四五百年来的最高数字了。广大地区出现了“勤于稼穑”、“务在农桑”、“多事田渔”的兴旺气象。“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5]，劳动人民戮力于生产，垦田面积显著地扩大了，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隋朝大业初年修筑的洛阳含嘉仓，现已勘明有259个粮窖，大窖可储存粮食一万数千石，小窖也可以储存粮食数千石。洛阳宫城在掖门的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6]，洛口仓“仓称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7]。隋末李密“开洛口仓散米”，就食者“近百万口，无瓮央，织荆筐陶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8]。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9]。到隋末东都布帛仍堆积如山，太原储粮可支10年，西京（长安）府库至贞观年间犹未用尽。这些都说明了隋代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www.daowen.com)

隋朝在中央专门设有掌管御用车辇、马、牛、畜产之属的太仆寺，统管全国的车辇、马、牛、畜产的饲养和加工。在地方则设置有专管畜牧业的“牧”。牧的主管者及其吏员是领俸食禄的官员。由于朝廷的重视，隋代畜牧业发展较快。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巡察榆林郡，即有随从士兵50余万，马匹10万，说明军马众多。隋朝的大力经营使河西地区畜牧业得到稳定的发展。

隋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对于手工业工匠，采取番役制（北周制度），每个工匠一年服役两个月，上番时间缩短，给工匠们留出了较多的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有利于民间手工业的发展。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纺织业也随之兴盛起来，特别是地处西北的游牧民族，如以“畜牧为事”的突厥、吐谷浑、党项等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是“随逐水草迁徙”，住“穹庐毡帐”，“食肉饮酪”，“身衣裘褐”^[10]，其畜牧资源在隋代得到了发掘和利用，畜牧加工业已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西域诸国王、使节及甘肃各少数民族首领“佩金玉，被锦罽”，迎接隋炀帝。所谓“佩金玉”，即以金、银、玉器盛妆自己；“被锦罽”之锦，是有色彩花纹的丝织品，罽是毛织品，“被锦罽”就是身着带有色彩、花纹的五光十色的丝毛织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代河陇地区手工业的发达。

统一的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恢复是迅速而且巨大的。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经济力量的支持下，隋王朝经略西域，拓展“丝绸之路”，将两汉以后屡受挫折的丝路贸易推向了鼎盛。但是到了大业后期，炀帝连年苛役民力和横征暴敛，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农民起义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给动乱的社会雪上加霜。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城市也惨遭兵火之灾。炀帝还采取掠夺商人富户的政策，如“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11]。因此隋末商业发展遭受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