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丝路贸易逐渐兴盛，但历史记载两汉时期的丝路贸易较多是贡使往来，还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商队贸易。到了魏晋，特别是北朝时期，粟特人的商队越来越多，许多出土的墓葬墓志可以证实。据学者统计，已出土的昭武九姓墓志，康国人有康大农，康磨伽、康留买兄弟，康阿达等墓志；安国人有安延、安思节、安菩墓志；曹国人有曹明照墓志；石国人有石崇俊、石神福墓志；何国人有何文哲、何摩诃、何盛等墓志；米国人有米继芬、米萨宝墓志。此外还有固原南郊出土的史射勿、史索岩、安娘、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等这些粟特人的后裔的墓志。其中平凉高平县粟特胡史射勿、史诃耽父子的墓志上写道：“曾祖妙尼祖波波尼，并仕本国，俱为‘萨宝’”。“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可见北朝时期有不少粟特人举族举家来中国经商，这些粟特商队的后裔有的就留居在中国北方丝路沿途的各个城市，形成了聚落和社团。

公元前后，粟特人是和贵霜帝国的月氏人同时出现的。布尔努瓦认为汉籍中的“贵霜”就是粟特文的对音^[74]。中国史籍关于粟特的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出现了，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曾出使粟特人的国家康居、粟弋，后来被称为“昭武九姓胡”，但此后关于粟特的资料和记载不多。直到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数十卷粟特文写本的宗教文献，接着在撒马尔罕附近的片治肯特、阿佛拉西阿勃、穆格山、布哈拉附近的瓦拉河沙发现了许多粟特遗址、壁画、文献。从此，历史上粟特人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粟特学成为东方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物考古又有重大突破，史君墓、安伽墓、虞弘墓，青州线刻画等面世以后，根据对这些画像石的研究发现，粟特商队穿越中亚后，以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姑臧为据点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他们的足迹遍及治肯特、穆格山、碎叶、据史德、疏勒、龟兹、焉耆、高昌、伊州、于阗、且末、石城镇、金城、洛阳、安阳、长安、太原、固原、青州、定州、扬州等许多城市。

粟特商队的规模很大，商队以骆驼、驮马、驴为运输工具，商队为适应长途跋涉，携带穹庐帐幕、炊具等生活用品。商队里以粟特人为主，还有突厥人、波斯人、鲜卑人以及其他中亚胡人。在突厥人控制的地区，为了获得有力的支持，商队采取与王室、贵族结盟，以围猎、宴会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有时粟特人以突厥可汗的名义与中国、波斯贸易；有时突厥人、吐谷浑王聘请粟特人担任自己商队的首领。商队到达目的地城市后，必须觐见当地的萨宝，服从萨宝府的管理，接受萨宝对商队营地的视察。商队贸易的商品有大麻、麝香、胡椒、香料、干果、葡萄酒、毡、珠宝、生丝、丝绸及其他纺织品。

进入晋末北朝时代以后，随着丝绸贸易的繁荣，来华的粟特人越来越多。他们往往聚为商队来华贸易，或者在某一地形成粟特聚落、中转营地。为了保护商队，他们甚至于拥有武装力量。从洛阳、长安、凉州、固原等地出土的一些粟特人的墓志看，河西五凉和北魏、北齐、北周时期，一些粟特商队的萨宝不但是粟特商队的首领，甚至于还控制着当地的军事。如武威南郊出土的《康阿达墓志》载：“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诏赠‘武威太守’”^[75]。(www.daowen.com)

粟特商队聚族而居，人口众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商业网络，他们信仰祆教，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他们和突厥、波斯、嚈哒、鲜卑人利益密切，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从石像画资料看，能真实地感受到入华粟特人以商队为组织形式，在“丝绸之路”商队形成了一个社会圈子，也由此产生了管理粟特人和粟特商队事务的“萨宝”。为了便于管理粟特人，北朝时期认可入华粟特人的萨宝制度。摩诃大萨宝、京邑萨宝和诸州萨宝是北朝政府分级管理粟特人的机构。

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说，萨宝府是朝廷管理粟特商队社区事务的机构；对于入华的粟特人来说，萨宝是他们的首领。萨宝一般由康国、史国王族后裔及安国、何国粟特人贵族担任。萨宝由历朝政府任命。萨宝管理的胡户仅限于中亚、西域的胡人。萨宝府一般设置在粟特商队聚集地及“丝绸之路”沿途凉州、张掖、酒泉、洛阳、并州、定州、邺城、雍州、长安等地。

大规模的粟特商队贸易是北朝至隋唐时代出现的“丝绸之路”贸易上的一个新现象，由此可见，粟特商队和萨宝开府关系十分密切，也可以说，萨宝制度来源于北朝时代的“丝绸之路”贸易，隋代继续发展、完善，进入唐代律令体制，成为一种可以开府的、有僚佑、有武官、有领民、有官品的、管理西胡队商裔民的行政架构，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