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部族粟特人推动了“丝绸之路”的贸易，没有粟特商队跋涉万里的商业活动，就不可能有亚欧大陆在魏晋时期欣欣向荣的国际“丝绸之路”贸易局面。当时在酒泉境内的粟特人聚落主要有：

（一）兴胡泊

P.2005《沙州图经》卷三有关沙州水渠湖泊类中记载：“一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胡商从玉门关通往还居止，因以为号。”

兴胡泊位于沙州以西经玉门关旧址（今小方盘城）往伊州的路上（稍竿道），因有可以饮用的泉水，也成为粟特商胡憩止之地，并因兴胡而得名。

（二）敦煌

敦煌是西域进入中原的门户，也是东西方贸易中心之一，自然成为粟特人东来聚居的主要地点。《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记载，仓慈出任敦煌太守，对当地豪族欺辱“西域杂胡”的情况加以整顿。“西域杂胡”应当主要指来自粟特地区的商胡，他们以敦煌为根据地，有的前往洛阳兴贩贸易，有的由此返回家乡。

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反映早在四世纪初的敦煌就有粟特商胡为主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随祆教祠舍，从信仰中还可得知，每个商胡都有个被称为“萨宝”的首领，而且配有被称为“祠主”的祆教的神职人员。这些粟特商胡东到洛阳西到家乡，正与三国时期敦煌商胡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

除了大量的粟特文信札外，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还提到《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籍帐》中，曹匹智拔、曹乌地拔两人可能是来自曹国的粟特人^[62]。但他们与汉人一样缴纳田租，也说明他们已经和粟特聚落脱离关系。

因敦煌很早就是粟特人的聚居地，所以唐朝一些落籍内地的粟特人才会把敦煌作为他们的郡望。邺城出土的《唐悊墓志》称：“君讳悊。自慧哲，其敦煌郡人也^[63]。”西安出土的《曹惠琳墓志》云：“公讳淋，本望敦煌康氏也，未龆龀舅氏赠锦州刺史之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64]。”

池田温先生根据敦煌藏经阁出土《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薄》所记从化乡人名的姓氏多为粟特式胡名，判断出唐朝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建立的，位置恰好就在敦煌城东一里的祆舍所在地，这里称安城，为粟特民众精神信仰的中心。他还推断从化乡的居民应当是唐朝的初年集团性移居此处的，聚落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最晚也在七世纪中叶以前。他详细地研究了从化乡居民的种族构成、家庭形态、公务负担、身份构成，以及他们与敦煌其他乡民众相比在商业上的特性。八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粟特地区的动荡、唐朝的内乱、吐蕃对河西的占领等因素，从化乡居民逐渐减少。从八世纪末吐蕃占领敦煌后，最终消亡^[65]。

（三）常乐

自敦煌向东沿着“丝绸之路”的干道前行，第一个立足点是常乐。常乐在北魏、北周时立为郡，属瓜州（治敦煌），隋初改为县。唐武德五年（622）改瓜州为沙州，于常乐县立瓜州，七年改常乐县为晋昌县。

清王昶的《金石萃编》卷88收《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立于天宝八载（749），其序称：

“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君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番，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郡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www.daowen.com)

这里以常乐为安禄山的郡望。南北朝时人称某郡某人往往指这一姓族的郡望而非本贯，即其祖先的来历与郡望无关。粟特聚落，称安氏的在武威最有名，而安禄山，则不依附武威安氏，而称常乐安氏，这说明安禄山先人是世居瓜州。据《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记载：“安禄山，牧羊小丑，本实姓康，远自北蕃，来投中夏”，可说明安禄山先人确实是定居在瓜沙^[66]。

（四）酒泉

酒泉是河西走廊的另一个重要商业都会，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粟特人很早就在这里活动，上面提到的西晋末年写成的粟特文信札中就提到粟特商人在酒泉的经商情况。南北朝时这里也是粟特人的聚居地。《北史》卷90《恩幸·安吐根传》记：

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柔然），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之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高欢）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返。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其在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高登）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稍迁义同三司，食永昌郡幹^[67]。

安吐根曾祖应该是北魏初年来到酒泉，到安吐根时，并没有被汉化太深，他有计谋，而且作为使臣，通多种语言，这正是粟特人的特征所在。

《周书》卷50《突厥传》记：

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545），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68]。

西魏派出的第一个通使突厥的使臣又是来自酒泉的粟特胡人，在北朝颇有影响力。

以上两人都姓安，表明安姓为酒泉胡人中的重要姓氏。入唐以后，仍有一些粟特人不忘其为酒泉胡人后裔。如《何德墓志》云：“大夫人酒泉安氏，以孟母之口，赠酒泉县太君”^[69]。

从整个入华的粟特人来看，康姓是大族，《康武通墓志》称：“夫人康氏，即酒泉单王之胤也”^[70]。“单王”应该是“单于王”的简称，则其为酒泉胡人首领无疑。这使我们得知，酒泉胡人以康姓为首，既然有首领，则说明北朝时酒泉胡人是聚族而居的。另外《唐才子传》卷4《康洽传》记：

洽，酒泉人黄须美丈夫也。盛时携琴剑来长安，遏当道，气度豪爽。玄宗也知名，尝叹美之^[71]。

陈寅恪先生说：“以洽之姓氏容貌生地年代及事迹观之，盖为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72]。”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确定康洽为酒泉出生的粟特胡人^[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