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534—550，都邺城）和西魏（535—556，都长安）两个政权。后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550—557），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557—581），两个政权继续在北方相争，战争使中国北方商贸活动又一次受到破坏和阻碍。但这次动荡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比西晋末以及十六国时期相对要小一些，社会经济和商贸活动的恢复速度也相对要快一些。加之北齐、北周尤其是北周武帝统一北方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分裂动荡的局面有所缓解，“丝绸之路”贸易得以持续发展。

北周注重与西域各地和域外各国的贸易。《周书·异域传·序》说，北周“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卉服毡裘，辐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54]。西域商品经由北周销往内地，西域商人往来于各地。《北齐书·穆皇后传》载：“北齐后主高玮欲从长安求得来自西域的珍珠，正值周武帝遭太后丧，北齐任薛孤等为吊使，又遣胡商赍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往，欲市珍珠”^[55]。丝绸贸易有力强化了北周的国力。《周书》记载，北周政府遇到陈、北齐等国进攻以及遇到厩库不实，财政困难，就极力拉拢西域和外国商人前来贸易，以筹措粮饷。北周把经略西域作为国策，极力重视西域和中亚各国保持友好往来。高昌一直和中原各王朝有密切往来，西魏、北周时期高昌继续遣使来长安献方物。焉耆、于阗也派使者到长安访问，向北周赠送方物。558年（北周明帝宇文毓）6月，嚈哒国遣使贡。56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5月、7月，“突厥、粟特遣使献方物，遣使献名马^[56]。”北周武帝天和二年（967），波斯王仍遣使来贡。北周与当时逐渐强大并控制丝路的突厥关系更为密切，《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在土门可汗时“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到西魏边塞通商贸易。土门与其子科罗，曾先后献马200匹与5万匹。北周、北齐时两家连年交兵，都争取突厥作自己的外援。突厥与这两家的商业往来也进一步密切，与北周关系更好。周武帝娶木杆可汗之女为妻，以赵王之女为公主，嫁给木杆可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57]；木杆可汗也常遣使献马、贡方物，与北周之间的绢马贸易十分活跃。北齐怕突厥和北周联兵攻打自己，亦倾库藏厚赂突厥。突厥利用北齐与北周的矛盾，每年廉价从中原获得丝绸数万段，实际上又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交通。

北周时期，酒泉是内地与西域、中亚发展商业贸易的咽喉之地。各国商人往来不断，有的商人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定居经营商业。当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58]。武威商胡富人多，民俗轻贫贱，尚豪富，为了扶贫帮困，扭转民俗，北周凉州刺史韩褒，“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赋役”；“每当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盈实^[59]。”西域商货交由贫人转手贸易，就可减轻他们的困难，使贫富差距缩小，社会和谐稳定，人口增加。从中也可证明与西域及外国通商交易利益丰厚，也可见丝路之贸易规模之大。(www.daowen.com)

北周时的敦煌为中西贸易的大都会，莫高窟壁画中直接具体的呈现了当年“大都会”的情景。莫高窟中反映丝路贸易的壁画，最早出现的有第285窟（西魏）、290窟（北魏）、296窟（北周）窟顶四披绘制的壁画，在《福田经变》《微妙比丘尼变》《善事太子入海缘品》等宗教题材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丝绸之路”贸易的生活场面。例如第296窟北披东段所绘《福田经变》，是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演绎功德的场面，旷路作井，设桥过渡，树木清凉，筑福德舍等，但画工以当时“丝绸之路”贸易和“丝绸之路”生活为主要题材，使施功德的宗教内容完全变成了河西走廊千里丝道上无数商旅熟悉的生活场景：茂密的树荫下旅人休息，骆驼车刚刚卸下去，水井旁有人饮骡子，有人灌骆驼，城镇郊外桥头一支中原商队与西域商队相遇，中原商人着北周服饰，身穿裤褶，头著帕首，骑在马上押着满载丝帛的驼队过桥，西域商人则高鼻深目，牵着驮载货物的骆驼等待过桥。一幅“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景观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对当时“丝绸之路”贸易情况有了充分的认识。

总之，在隋唐时期丝路贸易鼎盛之前，北魏和北周的丝路贸易已经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了一个高潮。酒泉、敦煌在这一时期的中西商贸活动中起了桥头堡的作用，也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兴盛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