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年，奉命西征的吕光大破龟兹国都，帛纯出逃，于是“王侯降者三十余国”，“诸侯惮光威名，贡献属路。……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苻坚因以吕光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都尉”。次年三月，吕光“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33]而还。在确知苻坚败亡后，吕光引兵东进，迫降前秦高昌之太守、敦煌太守、晋昌太守，在酒泉击败梁熙5万阻兵，于386年直取姑臧，杀了梁熙，占据了河西走廊，建立了后凉政权。

后凉吕光继续加强对西域的管理，他深知高昌地形险要，外接胡虏，易生变故，特派其子覆为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持节镇抚西域。此后，后凉与西域各国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和商贸往来。《凉州记》中就有西域各国遣使至后凉贡献的记载^[34]：

吕光太安二年，龟兹国使至，贡宝货奇珍、汗血马，光临正殿设会，文武博戏。

吕光称王，遣使市六玺于于阗。

吕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献火浣布、善舞马。(www.daowen.com)

除了朝贡贸易外，西域商人也大量来到河西从事商品贸易。当时河西市场上主要的流通商品有锦、绢、纱、绮、罗、刺绣等丝织品，以及铁器、漆器、铜镜等物品；从西域和欧洲输往内地的主要有玉石、各种毛织品、马、骆驼、棉布等。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盗掘出六件比较完整的粟特人信件，其中一封大约是后凉末年从姑臧发出的书信，信中说当时凉州来了很多粟特人从事商业贸易，信中还谈到了葡萄酒、胡椒和米的价格，用于交易的银钱以司他特为单位。“从这些残简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商品交易的情况，更可以看出这些粟特商人在凉州一带已经扎了根，他们不仅面向京洛，而且把触角伸向整个华北。随时派遣人员，传递消息。虽然由于战乱的关系，诸事停顿，但他们都执着地牢守据点，不货后退^[35]”，足以说明当时河西地区拥有巨大的贸易市场和丰厚的商业利润。

西凉的建立者李暠为凉州大姓，北凉时任敦煌太守。公元400年拥兵自立，初建都于敦煌，405年又迁都酒泉。与北凉、南凉相比，西凉地广人稀，国小力单，但西凉也具备南凉、北凉不具备的优越条件。首先，西凉的当权人是汉族人，在当时汉族人居多数的河西地区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内乱时期，张掖以东人民西奔敦煌、晋昌（今瓜州境内）者数千户。其次，西凉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地处西部，南屏祁连，北接大漠，又有合黎山、马鬃山为依托，加上敦煌“郡大众殷，治御西域，管辖万里”，西部后方极为安全，只需把兵力部署在辖区东部就能与北凉、南凉鼎足而立。李暠为了尽快统一河西，结束少数民族分裂割据局面，在他统治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诸如，在政治上对远在江左的东晋王朝奉表称臣，以争取广大汉族人民的拥护；对北凉、南凉则审时度势，远交近攻，采取交好南凉，对抗北凉的策略；在经济上鼓励百姓发展农桑，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在文化上，重用儒士，重视儒学，开办学校，振兴教育。真正做到了息兵按甲，各养农土，保境安民，使西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呈现了兴旺繁荣的景象。李暠志在“席卷河西，扬旌秦川^[36]。”所以，对西域诸国和柔然保持了友好联系，以此来巩固西北后方。迁都酒泉后，他认为“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故任其子李让为宁朔将军、西夷太尉、敦煌太守，以“统摄崐裔，辑宁殊方^[37]，”又以右将军宋繇领敦煌护军以为辅佐。第二年，鄯善王、车师前部王即遣使贡其方物^[38]，表示臣属。李暠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和内地一样的郡、县、乡、里等行政统治机构，并把设置五经博士、传授经学的制度也推广到了高昌。西凉政治清明，环境安定，关陇汉族人民也纷纷来这里避难，并由此前往西域，当时西凉治下的高昌，汇集了中西文化，成了丝路咽喉要地，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据点。从北凉灭西凉后，“西域诸国皆诣蒙逊称臣朝贡^[39]”，西凉及以后的北凉均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北凉原为后凉建康郡（今高台县骆驼城）太守段业于387年所建，401年，蒙逊杀段业并夺取王位，定都张掖，开始了沮渠氏统治的北凉。北凉于411年2月攻克姑臧，同年10月迁都城姑臧，于421年，攻陷敦煌，从此西凉灭亡，北凉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向西延伸到了西域的高昌地区。沮渠蒙逊还出兵吐谷浑，占领今青海一部地区。从西秦手中又夺回了西平、乐都等地。431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使至河西，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北凉政权至此达到全盛，政通人和，国富民强。“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40]。”439年北魏出兵讨伐北凉，北凉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和酒泉太守沮渠无讳，先后携众西进，在走廊西部及西域高昌、鄯善等地还活动了很长时间，并一直同南朝刘宋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时，自河西至西域的交通非常发达。“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41]”后来，沮渠牧犍听说魏已削弱，遂一改以往的恭谨态度，西域鄯善等“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42]。故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后，历数沮渠牧犍十二大罪状，其中“切税商胡，以断行旅”和“扬言西戎，高自骄大”两条均与西域有关^[43]。

综上所述，后凉、西凉和北凉政权，不仅在西域设立高昌郡，而且把楼兰等西域地区也纳入其统治体系中，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理，密切了与西域经济和商贸往来。这种友好密切的联系，成为与西域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前提。随着河西与西域政治联系的加强，双方商业贸易更加通畅和频繁。除了传统的丝绸与名马、珍禽异兽等奢侈品贸易而外，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等日用品也逐渐成为双方交换的重要物品，而且河西“钱货流通”与“谷帛为市”的货币体制也直接影响到西域地区的市场交换。河西既是内地与西域中转贸易的枢纽站，也是许多西域商人聚居之地，当时在敦煌、酒泉、武威等驻有大量的粟特等西域商人。这些“西域贾胡”在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往往还肩负着联系沟通南北方各政权的政治使命。因此，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往来不仅未因中原地区局势动荡而中断，反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