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是十六国时期在河西建立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奠基者为张轨。晋武帝死后，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激烈，在京都洛阳做官的张轨依西汉末窦融保据河西的先例，请求去河西任职。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就任时，“州境鲜卑反叛、寇盗纵横”，张轨加强军事，派兵征讨，因而“威著西州”^[21]，为以后前凉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八王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反晋，在这种内乱外逼的情况下，西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力大大削弱，许多州郡据地称雄，自行其是。张轨却效忠晋室，多次出兵勤王入卫京师，并不断向京师输送士兵、器甲和马匹、毡布。因此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依柱观”的歌谣流传。中原“横尸满河，白骨遍野”^[22]。在这种形式下，繁荣、安定的河西地区成为中原人民的避难之地，“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23]。为了安置中州移民，张轨设置了武兴郡（今武威西北），分西平郡设置晋兴郡（今青海西宁东）。张寔时又分金城郡设置广武郡（今永登东南）。张骏之后又设建康郡（今高台骆驼城）、祁连郡（今张掖西南）、湟河郡（今西宁东南）、临松郡（今张掖南）等等。州郡增多反映了人口的增加。张轨以拥晋为号召，团结河西走廊内部的汉族人民，同时吸引了中原的广大汉族人民，汉民的大量涌入，使得河西人口增加，对加速河西地区的开发和增强前凉政权的实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张轨之后，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等几代统治者，也力求安定内部的社会秩序，减轻百姓负担，招揽中原士人，以促进河西走廊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重华在位时，“轻赋敛，除关税，省园阗，以恤贫穷”，“境内渐平”，“刑清国富”，“士马强盛”^[24]。当时的前凉成了北方最安定的地区。同时，安定的环境又为当时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保障。

前凉时期，河西地区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前凉“整顿经济环境，恢复货币的重新流通，是前凉的一重大经济举措，同时也是前凉在发展丝路贸易上的一个重大贡献^[25]。”西晋初期，因为鲜卑反晋起义爆发，西晋屡屡对武威至金城一带用兵，鲜卑也屡屡对姑臧等商业城镇发动进攻，并一度“尽有凉州之地”^[26]，造成了凉州行政瘫痪，社会秩序混乱，东西商路断绝，经济也因此遭受重大的冲击和破坏。此后，商业退缩，货币随之废弃，河西也进入以谷帛为市的时代。建兴元年（313）前后，太府参军索辅建议张轨说：“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27]。所谓“准布用钱”，指将缣布的购买力折算为五铢钱，用钱代替缣布来执行交换媒介职能。这样，原先散在民间的大量货币重新恢复流通，既大大方便了商业贸易，又减少了缣布的消耗。既有利于社会经济，也有利于民间生活。所以，在立制准布用钱之后，“钱遂大行，人赖其利”^[28]。货币恢复流通后，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一下通畅，西域商品大量流入河西。而河西对西域贸易所处的顺差地位，也使西域的奇珍异宝、金银货币大量输入河西，对河西地区内外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所获的一份写于前凉张轨时期的粟特人书信中可知，当时粟特商人已在凉州拥有一定的根基。他们以姑臧为中心，在敦煌、酒泉、金城等地都驻有专人负责商业贸易；其中仅敦煌一地就至少有一百多人，在其他地方有42人。此外，在华北的蓟城、南阳、淮阳和洛阳等地，也都设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联系网点。写信者在“永嘉之乱”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勉强支撑，他从敦煌来到金城，卖了□十四匹麻布和毛毯等物。他还收到了84司他特香料，向国内发去了若干捆绢帛，又派人从敦煌取来了32袋麝香^[29]。(www.daowen.com)

张骏统治前凉时期，前凉与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大象等珍禽异兽及宝物二百余件^[30]。随后，张骏出兵平定了抗命不遵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并于当地（今新疆吐鲁番）设高昌郡，对西域进行行政管理，进一步密切了与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咸康元年（335），命沙州刺史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西域诸国及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至姑臧奉贡”^[31]。咸康二年“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造使贡方物”^[32]。足见前凉时丝路贸易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