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丝绸之路”有三条路线：绿洲“丝绸之路”（又称“陆上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绿洲“丝绸之路”虽然在张骞凿空以前已经开通，但是西汉王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四郡以后才开始畅通和繁荣。神爵二年（前60）西汉王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样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更加有力地维护了这条“丝绸之路”的畅通。加之这时河西酒泉地域开辟了许多新兴的农业区，从而使中原的老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这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这条道路沿途虽有不少的沙漠，并有不便行走的帕米尔高原，但是由于沙漠里有许多绿洲农业区，并有固定的驿站、旅店等设施，食宿比较方便，而且沿途所需的物质，就地可以得到补充。同时，由于沿途农业区内有许多城镇，使奔波于途的商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这些城镇里进行贸易，因此，酒泉、敦煌始终是连接河西农业区至天山农业区的枢纽。玉门关和阳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进入两关，就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西大门，外来的使者、商人在敦煌受到客人般的招待，来往的使臣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张骞第二次岀使西域，就是沿着这条路西进的。《汉书·西域传》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条名扬古今中外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从东往西有南北二道进入河西走廊，北道经平凉、固原、景泰到武威。这是一条捷径，但经腾格里沙漠边缘这段路比较艰苦。南道经陇西、渭源、临洮、西宁入扁都口从民乐进入张掖。此道绕道多，但除扁都口一段外，沿途都是农业区，易于行走。走廊内部道路也比较固定，到了敦煌便可进入新疆境内南北两路的交汇处。

南路：由敦煌西南行，从阳关（今敦煌市西南）到楼兰（今新疆若羌县），沿南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且末（今新疆且末县西南）、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杅弥（今新疆于田县东北）、渠勒（今新疆于田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皮山（今新疆皮山县南）、莎车（今新疆莎车县）、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然后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或西南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西行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再往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犁靬（地中海东安）等国。(www.daowen.com)

北路：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今敦煌市西北），穿过白龙滩（今新疆罗布泊以东沙漠地带），到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经危须（今新疆和硕县东北）、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尉犁（今新疆博湖县）、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北）、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县）、尉头（今新疆阿合奇县）、疏勒，然后越过葱岭，向西北到大宛（今吉尔吉斯，西域都护辖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再往西南经安息，西行达犁靬。

西汉政府经常派遣使者经酒泉、敦煌进入西域到达中亚、西亚、南亚各国，一年里有五、六起，多者十几起，每次人数少则百余人，多至几百人，往返时间少则三五年，长则达八九年，西方各国也经常派遣使者来中国。这些使者实际上担负着政治联系和物质交流的双重使命，使中国和亚欧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