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是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古文化（公元前3100—前2700），但在酒泉地区遗址点分布稀疏，仅在个别地点发现零星的遗物^[1]。马家窑文化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同时兼营饲养业^[2]。马家窑以后则体现为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马厂文化可为其代表。马厂文化以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四坝文化可为其代表^[3]。

四坝文化遗址在酒泉地区内有多处分布。四坝文化生产工具发现较多，系用石、骨、陶等不同材料制成。石质工具有斧、刀、锄、锤、盘状器、磨盘、臼、磨棒、砍砸器、锛、凿、环状器等。石斧分双肩形和亚腰形。石刀多作长方形，穿孔一般为1～2孔，个别有4孔的。磨盘形体较大，呈马鞍形。盘状器和砍砸器数量较多，形式亦多样。骨制工具有锥、针、凿、匕和纺轮等。骨匕磨制较精致，体较薄，一端穿孔。从生产工具的形制和功能考察，四坝文化的农业是有一定基础的。石器中有用于农作的锄和镰，用于加工谷类的臼、磨盘和磨棒，铜器中也有农具镢、镰、刀等。除了常见贮藏粟粒的陶容器外，还发现了小麦、大麦、黑麦、稷和高粱等炭化籽粒，表明当时已种植多种作物。在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有存放粟米的陶瓮，东灰山遗址中发现有多种作物籽粒，可见种植业很普及。陶器中有些容器如人足形深体罐和小型方杯等，可能属于酒器，酿酒的习俗也反映了农业的发展程度。在火烧沟遗址墓葬中发现有盛在大陶罐中的粟粒和陶制的酒器如彩陶方杯和人足罐等，在一些尸骨、铜器和陶器表面有麻类纺织品的痕迹^[4]；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麦穗纹饰^[5]。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广泛种植粟、麦、麻等农作物，而且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可以提供足够的粮食用于食用和酿酒。这一时期多数遗址有陶窑，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壶、瓮、罐、瓶、碗、盆、钵、盂等陶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说明制陶业已趋于成熟。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中则多是纺轮，说明当时酒泉境内先民已出现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也说明当时由于劳动分工的变化，已有了不同地区的部落或氏族之间的物物交换。

四坝文化的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种类多，制作精美。迄今为止，在山丹四坝滩、玉门火烧沟、瓜州鹰窝树、民乐东灰山、西灰山、酒泉干骨崖等四坝文化遗址采集和出土的铜器已有270多件，大致可分为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几大类^[6]。玉门火烧沟墓地的106座墓葬中发现有斧、䦆、镰、刀、削、匕首、矛、镞、针、铜泡、耳环、权杖头、镜形器等，瓜州鹰窝树发现四坝文化时期的铜器，包括耳环、镞、锥、泡、刀、削、珠等。火烧沟墓地发现的铜器以红铜为主，开始出现砷铜、锡青铜等合金铜，另外瓜州鹰窝树遗址采集的7件铜器均为锡青铜^[7]。这些铜器以小件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制作技术不仅有铸造技术，还有较为复杂的合范铸造。就其种类和形制而言，四坝文化铜器与较早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差别不大，但显然更为进步一些。如锥的形制已相当规范，且均为有柄复合工具；铜刀个体较大，以往罕见或不见的环首刀、有銎斧已成为常见之物，代表了一种新的、更为进步的文化因素；就器物的合金成分来看，玉门火烧沟遗址中，红铜器和青铜器的比例大致相当，约各占50%，个别器物含有少量的砷；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器均含有砷，其含砷量在2%～6%，部分样品锡的含量接近8%；酒泉干骨崖遗址所出铜器主要是铜锡、铜砷合金。其中铜砷合金的含砷量为1%～6%，铜锡合金的含锡量多为2%～10%，与东灰山遗址铜器的砷、锡含量接近；年代稍晚于东灰山和干骨崖遗址的瓜州鹰窝树遗址出土铜器全部为铜锡合金制品。研究表明含砷2%～6%，是砷铜合金最理想的成分范围，在此范围内合金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在冷加工时不会出现裂纹，合金的硬度也会大大提高^[8]。四坝文化的冶铜业比齐家文化的发展程度更高，铜器已广泛存在于生产、生活、军事及装饰领域，青铜制作已经程序化、规模化。

酒泉境内早期青铜器考察表明，酒泉史前冶金术发展较早，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器类多为小型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形制上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的风格。同时表现为早期冶铜业的转折期，“红铜逐渐向青铜转变，铸造向合金进步，这一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9]。”火烧沟出土的四羊首青铜权杖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复合模具分铸的青铜饰品，而世界上最早的权杖头出现在西亚和埃及地区，可以肯定火烧沟发现的权杖头应该是东西文化互动交流的产物。结合玉门的火烧沟、砂锅梁、瓜州的鹰窝树、兔葫芦等遗址发现的绿松石珠、肉红蚀花石髓珠、琉璃珠、蜻蜓眼式珠等，这些都是外来文化影响的装饰品。同样发现的铜器如代扣、牌饰、铜斧、铜泡等均有斯基泰文化的因素^[10]。“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都是小件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与中亚和西亚的铜器从形制和种类都别无二致。有理由认为，冶铜术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11]。”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物物交换和东西文化交流已经比较普遍了。(www.daowen.com)

四坝文化的这些大量出土物充分说明，随着金属工具、金属冶炼以及纺织、酿酒等生产技术的出现，又进一步促使了农业和手工业分离。促进这一社会分工实现的主要原因，除了生产工具的技术进步以外，最重要的应该说是市场交换的作用。因为，只有当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和无数次的交换活动，才能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社会分工可以取得比原来更高的生产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从四坝文化遗址考古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酒泉先民早已出现了原始的劳动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种植、放牧、彩陶、铜器、纺织等生产的人群，人们的劳动分工更加精细。这种劳动分工的发展和巩固，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出现了比较多的剩余劳动产品。偶然出现的剩余物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当剩余物的出现成为经常的现象时，交换活动才有可能由自发的行为转变为有意识的行为，市场交换才能作为社会经济现象最终被巩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