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管理学的产生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土地管理工作对理论和方法的需要以及土地科学工作者的探索、研究成果情况。

(一) 土地管理学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土地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物质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资料。特别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为适应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副渔业、城镇村庄等的迅速发展，就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土地以及相应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作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都是与土地的合理利用、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今世界，随着人口的剧增，各项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耕地的锐减，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人口、土地、建设、粮食、环境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如何协调好五者的关系，使之朝着预定的目标，顺利地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这就要求将土地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开展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以不断提高土地管理的科学水平，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没有重视对土地管理科学的研究，致使耕地减少速度失控，非农建设占地过猛，人均耕地面积迅速下降，粮食问题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牵制因素，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污染，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土地数量与质量数据不准确，土地纠纷频繁，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合理用地的积极性，这一切从反面告诉我们，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开展对土地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研究。

土地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二) 土地管理工作发展需要理论和方法对它的指导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低下，多以农业为主，人地矛盾不十分突出，所以，土地管理的内容较为单一，管理手段也较原始。例如，奴隶社会期间，全国土地属国君所有。国家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土地国家所有制，按田亩和产量征派贡赋和徭役，采用“贡、彻、助”和“井田制”，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和转让等措施管理土地。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阶级土地国有制逐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这个时期土地管理在内容上，比奴隶社会时期，大大地丰富了。首先，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征收赋税，普遍核实、清丈了田亩面积、评定土质，确定地权，其中，在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要数明代的鱼鳞图册措施。朝廷委派专人，将全国各地区被分割成零碎小块的土地，按地权所有，逐块丈量，并详细记载其四至、土质、等级，然后按行政辖区，将耕地绘制在一起，编绘成册。因图上小块耕地，栉比排列，形似许多鱼鳞片，故称鱼鳞图册。

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兼并较为激烈，地主手中集中了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因丧失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并时常爆发农民起义。封建王朝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常采用土地管理措施来调整土地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和唐朝的均田制。事实上，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下，上述限制土地兼并，调整土地关系的措施，只在一段时间内起过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唐朝中叶以后的各个朝代，土地兼并问题都十分严重，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高度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地管理在内容上比以往较为完备，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籍整理工作，由地籍测量和土地登记两部分构成，在技术上，采用经纬仪、平板仪、航摄，首先进行控制测量，然后进行户地测量，最后编绘成精度较高的地籍图。为使以地籍整理为中心的土地管理工作有法可循，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土地法》、《土地法施行法》、《各省市地政施行程序大纲》和《土地测量实施规则》等。(www.daowen.com)

当代，由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乡镇企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电讯业的大发展，使土地管理的内容和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不仅要管理农村土地，还要管理城镇用地。不仅要搞好地籍管理、地权管理，更重要的是搞好土地利用管理，协调好人口、土地、建设、粮食、环境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所需粮食用地，又要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土地，还要切实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用新技术、新设备武装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管理工作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上，这就要求相应建立多层次、高效运行的土地管理系统，提高土地管理工作效率，不断优化土地利用，使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切都要求建立土地管理学，对土地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用以指导工作实践。

(三) 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和研究为土地管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土地管理实践的基础上，中外学者长期以来对作为土地管理对象的土地问题及土地管理活动本身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土地管理学的产生是这种研究的必然结果。

自1900年至1981年期间，我国学者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土地问题的论文共有1000多篇，正式出版的著作有90多部。其内容涉及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土地经济、土地行政、土地法规、土地利用、土地规划等方面。例如，在地政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 曹经源的《民国经济行政纪要》(1917年)，庞树森的《地政通诠》(1931年)，李如汉的《地政诌议》(1936年)，王晋伯的《土地行政》(1942年)，诸葛平的《地籍整理》(1948年)，来璋的《土地行政学》(1970年)等。

国际上对土地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主要代表著作有: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的地租理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地租篇，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年)，《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03年)，《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906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1908年)，《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1912年)等。这些专著为土地管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国学者伊利和莫尔豪斯合著的《土地经济学原理》(1924年)是当代最早的经济学名著。苏联著名学者C·A·乌达钦主编的《土地规划学》(1949年)，是当代最早的土地规划学名著。还有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都为土地管理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管理科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以美国的泰勒、法国的法约尔、德国的韦伯为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理论”，这标志着系统的管理理论初步形成;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管理学者将社会学和心理学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形成了“行为科学”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管理热潮，出现了当代西方管理理论，形成了管理科学。特别是日本自1950年以来，极其重视管理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效。

当前，在我国，管理学已成为一门极其重要的科学。将管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对土地关系和土地利用的管理活动中，建立一门崭新的土地管理学，有利于提高土地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土地管理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