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郡守腾在《语书》中列举了乡俗的种种恶劣之处，最后还严令各县、道之令、丞，假如“知而弗举论”，则是“为人臣亦不忠矣”，是不胜任、不智之举；假如“知而弗敢论”，则是为吏“不廉”。以上两种都是大罪。举，检举揭发。《史记·秦始皇本纪》:“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论，处罪、定罪。《史记·孝文本纪》:“今犯法已论。”《后汉书·鲁丕列传》:“坐事下狱司寇论。”李贤注:“决罪曰论。”所谓“举论”，便是将不良乡俗当作有罪进行检举揭发与论罪。由此看来，郡守紧接着将会在南郡所有县、道进行“举论”乡俗的活动。

说到移风易俗，研究者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琅琊刻石与会稽刻石上的两篇文献，其中有关风俗之文字录入如下:

(4)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匡饬异俗，陵水经地。……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录琅琊刻石)

(5)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录会稽刻石)

其中会稽石刻记录“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等内容，以往被理解为秦始皇在会稽当地查禁男女淫泆风俗之后，针对当地的落后风俗而作。比如顾炎武《日知录》中认为，秦始皇的泰山刻石与碣石刻石对于男女问题都是一带而过，仅有会稽刻石用了较长篇幅专门讲述此事，应该是针对会稽当地风俗而发。他又引用《国语·越语上》与《左传》哀公元年越王勾践“十年生聚”之故事，和《吴越春秋》佚文中勾践以寡妇犯淫泆之过者输于山上之事，论证当时吴越不禁淫泆的风俗，以致影响于秦代。^[11]这种说法虽然借助传世文献讲得详细，但秦始皇东巡、刻石并非一次，为何要在会稽刻石中专门写下对某一地域制裁男女淫泆风俗的内容，则是一个显得很突兀的问题。林剑鸣先生首先对此说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吴越风俗相对中原、北方并不显得更加淫泆，因而会稽刻石与其他刻石一样，并非为一时一地而作，并且针对会稽地区。^[12]臧知非先生赞同其说，进一步论证顾炎武提出的几个论据并不可靠。他认为琅琊刻石标志着秦始皇统一伊始便以“匡饬异俗”为己任，会稽刻石则是秦始皇认为“匡饬异俗”的目的达到后的自我炫耀。将《语书》、琅琊刻石、会稽刻石依据时间先后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秦政府对社会风俗的整治行动从南郡等地域推广到全国的演变过程。^[13]笔者认同两位先生的看法。琅琊刻石与会稽刻石显示秦帝国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的“匡饬异俗”活动，而《语书》记载南郡的“举论乡俗”并非孤立事件，应该是全国活动的先声。(www.daowen.com)

现在再回过头看《语书》中的“淫泆”。原整理者引用会稽刻石与《左传》隐公三年孔颖达疏“淫谓耆欲过度，泆谓放恣无艺”而并未作直接定义。熊铁基先生认为古代凡是过分、过度或者邪、乱，都可以用“淫泆”这个词。^[14]刘海年先生认为可以指三种情况，一是嗜欲过度、游手好闲；二是曾有爵禄的旧贵族；三指男女不以义交。^[15]尹在硕先生认为指“淫荡的行为”或者“不遵守法规随意放肆的行为”。^[16]以上观点都将“淫”“泆”两字字义所含有的较为抽象的过度、放纵之义囊括在内。

现在我们知道《语书》与会稽刻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两篇文献都提到的“淫泆”一词很可能有着对应关系。会稽刻石中的“淫泆”应该是有着具体所指。“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不论是起首的“防隔内外”或是末尾“男女洁诚”，皆指维持严格的男女关系，所以中间的“淫泆”不会是其他的放纵行为，而是专指在男女问题上的放纵行为，也就是刘海年、尹在硕等先生所列举的“男女不以义交”“淫荡的行为”等。所以《语书》里的“淫泆”定义大致也随之解决。

《语书》作者笔下的乡俗中，“淫泆”与“恶俗”“邪僻”等要素是并列关系。既然“淫泆”指男女关系方面的风俗，那么所谓“恶俗”“邪僻”大概应该指除男女关系之外，其他不合法律的地方风俗。或许正如“淫泆”在会稽刻石中有明确所指一样，“恶俗”“邪僻”也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具体指向的，只不过现在文献不足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