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文说到“后之”“无后”和“有后”。这里的“后”，整理者解释为“继承”。^[31]彭浩先生进一步说明:“文书简把继承权称作‘后’。某人一旦取得了‘后’的地位，就得到了某种财产的继承权，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32]李学勤先生也指出:后，继承。古称嗣子为后子，见《荀子·正论》及云梦睡虎地秦简。

“后”指继承以及继承人，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更明确的表述。岳麓秦简肆106-108号云:“田律曰:租禾稼、顷刍稾尽正月不觱(毕)入；及诸貣它县官者，书到其县官，盈卅日弗入；及有逋不入者，赀其人及官啬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备其入而死、亡、有辠(罪)毋后不可得者，有(又)令官啬夫、吏代偿。”^[33]岳麓秦简伍138-139号简云:“·令曰:吏及黔首有赀赎万钱以下而谒解爵一级以除，【及】当为疾死、死事者后，谒毋受爵，以除赀赎，皆许之。”^[34]这两处“后”字，均指继承人。《二年律令》简142:“死事者，置后如律。”^[35]简312-313:“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36]“后”亦是指继承人。

在番戌食田的继承人方面，整理者把番疐、番、番分别看作番戌的嫡子、庶子和侄子。^[37]李学勤、刘信芳二氏的看法略同。彭浩先生将三人分别看作番戌之子、番戌之弟和番的“从父之弟”即叔父。王红亮先生将番看作番戌之弟，番看作番戌“从父之弟”。这些歧异，来源于对几个“其”字以及“从父之弟”的理解。“戌死，其子番疐后之”，“其”指番戌，当无疑义。但随后两处倘若分别看，则“疐死无子，其弟番后之”，“其”可能是指番戌，也可能是指番疐；“死无子，左尹士命其从父之弟番后之”，“其”可能是指番戌，也可能是指番。不过，如果联系起来看，这两处“其”当是同一指向，要么都是指番戌，要么分别是指刚刚叙及之人，即番疐以及番。由于文书开头说“番戌食田”，最后说“戌有后”，后两处“其”字，跟第一处“其”字一样，亦指番戌的可能性最大。

至于“从父兄弟”，具有特定用法。《尔雅·释亲》:“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晜弟。”《仪礼·丧服》“从父昆弟”郑玄注:“世父、叔父之子也。”《汉书·荆王刘贾传》:“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颜注:“父之兄弟之子，为从父兄弟也。言本同祖，从父而别。”《后汉书·光武帝纪上》:“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李贤注:“王邑，王商子，于莽为从父兄弟也。”可见，从父兄弟乃是同祖父的堂弟兄之间的相互称谓。《尔雅》“相谓”、《后汉书》李贤注“于莽”，就是强调这一角度。

这一分析结果，与王红亮先生的意见相同。即番为番戌之弟，番为番戌之从弟。

从父兄弟是很亲密的血缘关系。《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周礼·地官·调人》:“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新书·六术》:“人有六亲。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子从曾祖而昆弟，故为从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包山文书简138号列举关系特别亲密不可充当证人的时候指出:“匿(昵)至从父兄弟不可证。”^[38]番戌食田在子、弟相继去世后，官府选定其从父之弟继承，正是基于这种亲密程度和亲疏顺序。当然，如同简文显示的那样，番戌子、弟在继承食田时，无任何纠结，当是一种常规性作法，或许在楚国法律中有确切规定。而当作为从父之弟的番继承时，需要左尹士给出命令。^[39]而当匡赏提出非议时，^[40]又有待“左司马适命左命(令)定之”。可见这是非常规安排，楚国法律中盖无此规定。^[41]

《二年律令》379-380号简，有对汉初继承顺序的具体规定:“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同产子代户。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42]番戌食田第一、二次继承，大致符合这一顺序。第三次继承，亦未见于汉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注释】

[1]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16ZDA115)支持。

[2]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上册第360页(释文)、下册图版一五九。

[3]李学勤:《包山楚简中的土地买卖》，《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22日，第3版；修改后收入氏著《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5页。

[4]彭浩:《包山楚简所反映的楚国法律与司法制度》，《包山楚墓》附录二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551页。李零:《包山楚简研究(文书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92年；修订本刊于《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107页；收入《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47页。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92年；收入《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2页。刘钊:《释“儥” 及相关诸字》，《中国文字》新28期，艺文印书馆2002年版；收入《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0～129页。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4页。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王红亮:《包山楚简151-152号简补释》，《四川文物》2014年第2期。

[5]本文未提到的释文方面的问题，请参看朱晓雪:《包山楚简综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496页。其中释文将“从父”写作“从子”，疑是笔误。

[6]李学勤:《包山楚简中的土地买卖》，《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22日，第3版。以下引述李先生意见未作说明者，均据此文。

[7]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同氏所撰《包山楚简解诂》(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第155页)，仅引述李学勤先生意见，或已放弃前说。

[8]黄灵庚:《楚简札记六则》，《文史》第四十三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1～244页。

[9]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10页。

[10]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释文)、73(注释)页。包山文书简部分由陈伟负责。

[11]陈伟主编，孙占宇、晏昌贵撰著:《秦简牍合集(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12]李先生后将索字改释为“终”，训为“毕”(《包山楚简中的土地买卖》，《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5页)。似与字形未合。

[13]刘钊:《释“儥”及相关诸字》，《中国文字》新28期，艺文印书馆2002年版；收入《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14]刘乐贤:《九店楚简日书研究》，《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0页。

[15]参看朱晓雪:《包山楚简综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492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大图)、150～151(小图、释文)页。

[16]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17]徐时义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84页。(www.daowen.com)

[18]王红亮:《包山楚简151-152号简补释》，《四川文物》2014年第2期。以下引述王先生意见，均出此文。

[19]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8页下。

[20]在《司马法》“亩百为夫”外，尚有较多文献记叙。参看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21]陈秉新、李立芳:《包山楚简新释》，《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

[22]刘钊:《释“儥”及相关诸字》，《中国文字》新28期，艺文印书馆2002年版；收入《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以下引述刘先生意见，均据此文。

[23]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第156页。

[24]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勹”与战国文字从“勹”之字——谈古文字“勹”有读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辑。

[25]从“冎”得声之字与“果”及从“果”得声之字通假的实例，参看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26]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

[27]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第156～157页。

[28]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4页。

[29]参看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30]据《周礼》等文献记载，节主要用作出入交通和军事授权的信物(参看洪德荣:《先秦符节研究(下)》，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17页)。《周礼·地官·司关》:“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鄂君启节》亦可从这一角度理解。目前未看到节用作交易凭信的资料，是这一推测的弱点。

[31]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32]彭浩:《包山楚简所反映的楚国法律与司法制度》，《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551页。以下引述彭先生说，均据此文。

[33]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引述时释文、标点有改动。

[3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14页。

[3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3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3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38]包山楚简131-139号这组简册的解读，参看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3页。

[39]左尹士，整理者以为“左尹之士”(《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考释293)，我们认为士当是左尹之名(《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王红亮先生以为当从整理者，因为左尹不可能有多个。今按，文书所记“左尹士”云云，是追述早前之事，与包山楚墓墓主昭佗担任左尹并不冲突。

[40]王红亮先生认为“间”指“间田”，匡赏是主张既然番戌无后，国家应收回其田以为“间田”。今按，简文记匡赏言谓“番戌无后”，左命(令)?的判定言谓“戌有将“间之”理解为是对从父之弟番?继承番戌食田是否合法的质疑，是可能性最大的选择。

[41]彭浩先生、李学勤先生均已指明这一点。

[42]“毋大父母”一段文字，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文作:“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今按，“子”字下未见重文符，378号简明言“同产相为后”，369-371号记为死事者置后顺序说:“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产，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同产均是继承顺序链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因而对释文作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