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陵简中的“句亶公郑途大城并之岁”^[21]，有“夏夕之月，癸亥之日”(简甲三:8、18)和“屈夕之月，癸未之日”(简乙一:14，乙一:32、23、1等)两个历日可据。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先于公元前398年九年的只有公元前400年合历^[22](楚月名“屈夕”为夏历十一月，在历表中应选公元前399年的十一月。邴尚白先生已经言及公元前400年等6个年份合历，但最后选用的是公元前379年或公元前378年，这是受到了整理者的影响。整理者将并读为兹方，将之和《史记》所说“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相联系，其实不确)。^[23]

此外，清华简《楚居》简15、16说“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王大(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郢”，而葛陵简有“王复于蓝郢之岁”，这应该是简王(即柬大王)晚年之事。因为楚声王只有朋郢、郢两都，而楚简王曾“徙居蓝郢”，只有简王才适合说“复于蓝郢”。葛陵简记此年有“冬夕之月，丁亥之日”(乙四:63、147，零:294、482、乙四:129)^[24]。据历表，公元前398年前九年内，公元前405年与公元前404年两个年份均合历。但上文已经推定楚声王元年是公元前404年，则“王复于蓝郢之岁”应该是公元前405年。

葛陵简残断过甚，原简有“[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献马之月，乙丑之日”(零:214)，“[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献马之月，乙亥之日”(零:214)，晏昌贵先生把残简拼连出“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献马之月，丁亥之日”(甲三:20＋乙四:105)，单晓伟也认为“(乙四:105)简最前一字，由于残缺一部分，整理者缺释，但从残简痕迹看当是‘马’字无疑。正好可以与前(甲三:20)在辞例上一致，这也正好说明此字释为‘马’的正确性，而二支简在形制和字迹上相一致，可编联”^[25]。据历表，只有公元前399年合适。

总括前文，我们已经推定了葛陵简大事纪年中的公元前405年、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99年、公元前398年四个年份。葛陵简中的这几个年代确定之后，其他的纪事年代可以进一步推定。葛陵简有:“蒌茖受女于楚之岁，远夕之月，丁酉之日”(甲三:42，甲三:34)，据历表，有公元前405年、公元前402年、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99年、公元前398年五个年份合历。去除和前文重合者，只有公元前402年(楚声王三年)合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楚国月名“远夕”在寅正夏历中是十二月，其西历虽是公元前402年，但是当时楚国的新年尚未开始，二者有阴阳历的差别，因此这一纪事年份主要针对的其实是楚声王二年(公元前403年)之事。

葛陵简还有大事纪年“……致师于陈之岁，十月，壬戌之日”(甲三:49，零526、甲三37)，据历表，有公元前405年、公元前402年、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99年、公元前398年合历。去除重复，只有公元前402年(楚声王三年)合历，而且它正好解决了“蒌茖受女于楚之岁”之阴阳历差的问题。

葛陵简中还有三条大事纪年简，可惜残断太多，没有年月日完整在一简者，希望将来的整理工作能够进一步缀合，为战国早期的楚史补充更多的材料。当然，以上某一些大事纪年仅是根据历日进行的推定，还有待进一步确证，希望大方之家指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附记:本文曾经李家浩、苏建洲教授及王红亮君指正，谨致谢忱!

【注释】

[1]本文写作得到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2＆ZD133)、上海085社会学学科内涵建设科研项目的资助。

[2]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3]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60页。释文、标点等不全依原文，下同，不另注。

[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

[5]孙飞燕:《试谈〈系年〉中厥貉之会与晋吴伐楚的纪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2年3月31日。

[6]王红亮君指出，俞樾在《茶香室经说》卷十四《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右司马》中，明确指出今本《左传》所载有误:“此《传》必有误……疑《传》文本作‘期思公复遂为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右司马’，盖宋郑既分左右，其中央必楚子也。期思公复遂为司马，不言左右，可知其在中矣。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右司马，则子朱左，而文之无畏右，故下文宋公违命，无畏得抶其仆，自谓‘当官而行’，以右司马宜治右盂也。《传》写者以上文分言左盂、右盂，遂亦分而言之曰左司马、右司马，致成此误。”俞樾虽然注意到了《左传》所载有矛盾，但谓“子朱左，而文之无畏右”，亦属无据之猜测。根据清华简《系年》所载，宋公实为左盂，故左司马文之无畏抶其仆，与其自谓“当官而行”正可对应……综上可见，根据《系年》所载，《左传》之矛盾自可冰释。故今本《左传》所记“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实误。李锐按:据俞樾说来看，《系年》似乎更有道理。但《左传》说“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叙述顺序是右、左、右、左，我们恐不能改宋公为左而不动文之无畏，待考。

[7]如《系年》后文记“楚庄王立十又四年，王会诸侯于厉，郑成公自厉逃归，庄王遂加郑乱。晋成公会诸侯以救郑，楚师未还，晋成公卒于扈”，“庄王立十又五年，陈公子征舒杀其君灵公，庄王率师围陈”，“晋庄平公立十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等，史事年代均与《左传》《十二诸侯年表》相合。

[8]参[日]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日]广濑薫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亭”字，郭永秉《“京”、“亭”、“亳”献疑》释”(《出土文献》第五辑，中西书局2014年版)，但吴良宝认为还是当释“京”(吴良宝:《?羌钟铭“楚京”研究评议》，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中西书局2016年版)。(www.daowen.com)

[10]参董珊:《读清华简〈系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12月26日。按:董珊提交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17—18日)文《清华简〈系年〉与?羌钟对读》一文中，没有谈楚声桓王元年与?羌钟等的年代问题。

[1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钱宾四先生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26～228页。

[12]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3]按:整理者注九解释“明岁，晋?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认为““楚悼王二年”，看来是以“声王即世，悼哲王即位”为楚悼王元年。其根据可能是《系年》中的“晋庄平公即位，元年”，“楚声桓王即位，元年”。

[14]李家浩教授提示笔者:《史记》战国年表多据“秦记”推定，而秦小篆文字“四(?)”与“六(?)”形近，《说文》古文“四(?)”与秦小篆“六”形更近，可能由此而产古书中多有其例(如·十二诸侯年表》楚成王二十六年“灭〈六〉、英”当二十四年灭“黄”之讹，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有考证)。按:《楚世家》《六国年表》中楚声王记载简略，无大事系之。楚文字“四”作“?”，有可能是“秦记”记有“楚声王在位六年”一类文字，而“六”为讹字，或因移录楚史时发生了讹误。但后文考证楚简王在位年数也有问题，则此处致误原因仍待研究。

[15]此处主要意见，笔者曾有《读〈系年〉札记》，于2011年12月22日发表于孔子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后来有一些学者虽然也有相近意见，但是并未注意到笔者的研究成果及提出的相关思考，故未能深究、解决相关问题，如有学者径将楚惠王增加三年。

[16]梁立勇:《读〈系年〉札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7]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135页；李学勤:《清华简〈楚居〉与楚徙鄩郢》，《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8]参林素清:《从包山楚简纪年材料论楚历》，臧振华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19]《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出当时西河之外皆为魏境，秦不可能越魏都安邑而东至魏州元城的阳狐，提出河东有“阳壶城”，“识(志)之以广异文，且俟知者”(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页)。杨宽认为秦当时也不可能攻至河东(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20]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作“(桑)[乘]丘”，《资治通鉴》改作“桑丘”，胡三省注认为当从“乘丘”之说(见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页)。杨宽否定了“乘丘”为楚地之说，引胡三省注所提及《水经·汝水注》“汝水东南迳下桑里”(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宋华强指出葛陵简中有“桑丘”“上桑丘”，“桑丘”在坪夜君封域之内，距今新蔡不远，即“下桑里”(见氏著:《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360页)。按:其地离楚长城稍远，此年可能也没有“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一事；即便有，整体形势上也是楚打了败仗，此一事恐不值得作为大事来纪年。

[21]文字隶定参苏建洲:《楚简文字考释四则》，简帛网，2008年10月11日；李家浩:《葛陵村楚简中的“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2012年版；李家浩:《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酓、酓执和酓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三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22]按: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是推算当时的历法，虽然宋华强文指出葛陵简中有月朔可与其表相印证者(参氏著:《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但我们仍需谨慎。本文据历法推算者，皆仅供参考，有待确证。

[23]邴尚白:《葛陵楚简研究》，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92页。按:李家浩先生已经指出并之“并”不必破读成别的什么字，参李家浩:《葛陵村楚简中的“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2012年版。

[24]晏昌贵《新蔡竹简拼接举例》(简帛研究网，2004年2月22日)拼连此年有“八月，乙卯之日”，但形制上可疑(参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8页)，此暂不讨论。

[25]单晓伟:《新蔡葛陵楚墓竹简编联及相关问题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