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清华简《系年》23章，记西周以至战国早期史事，据之以对勘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疏通文字音韵训诂，用传经补史，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战国史事，因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章曾指出:“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所幸清华简《系年》记有不少战国早期的史事，而且近年来楚地出土了不少战国竹简，因此由《系年》而对有关楚史、战国史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意义是相当大的。

当然，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文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论这是楚国人的著作”，“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2]而且由竹简抄写情况来看，《系年》并非经过校勘的作品，可能会有某些错误。因此我们应该综合参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持平论之。

譬如《系年》第11章说:“楚穆王立八年，王会诸侯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右师华孙元欲劳楚师，乃行。穆王使驱孟渚之麋，徙之徒林。宋公为左盂，郑伯为右盂。申公叔侯知之，宋公之车暮驾，用抶宋公之御。穆王即世，庄王即位，使申伯无畏聘于齐。假路于宋，宋人是故杀申伯无畏，夺其玉帛。庄王帅师围宋九月，宋人焉为成，以女子与兵车百乘，以华孙元为质。”^[3]此章中楚穆王事，《春秋·文公十年》在“冬，狄侵宋”之后记有“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左传》则记为“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 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春秋》《左传》记事与清华简《系年》有一些小差别，整理者指出:“华元为右师，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在简文所记事之后。对勘《左传》文公十年‘宋华御事……逆楚子，劳且听命’，简文华元应为华御事之讹”，“《左传》文公十年记此事云:‘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与简文相反”，“知，《吕氏春秋·长见》注:‘犹为也’，意即主管有关事务。申公叔侯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二十八年称申叔。申无畏又称申舟，与申公叔侯并非同族，详见郑樵《通志·氏族略》。据本章下文，此处申公叔侯乃是讹误”。^[4]较大的不同是，鲁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相当于楚穆王九年，而简文记为“楚穆王立八年”(参《系年》相关文例，就是楚穆王八年)。因此孙飞燕认为:“简文中楚穆王的纪年有误……‘楚穆王立八年’当改为‘楚穆王立九年’。”^[5](www.daowen.com)

按:据《左传》，华孙元确当为“华御事”，然而《左传·文公七年》说“华御事为司寇”，《文公十六年》说“华元为右师”，然则简文的“宋右师华孙元”不能简单地改华元为华御事，因为华御事的官职是司寇而非右师。鄙意与其说此处官职、人名皆有讹误，不如说华御事与华元既为父子，很可能父子二人意见相近，简文据华元后来之官职称“宋右师华孙元”，《左传》称“宋华御事”，各据所闻记事(如同简文说“宋公为左盂，郑伯为右盂”，《左传》说“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6])，可能并无讹误。至于《系年》与《春秋》《左传》相差一年，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记事是《系年》中第一次明确地以楚王年岁记楚事，其后《系年》中楚庄王以下春秋时期的楚史年代则与《春秋》《左传》相合。^[7]因此此处的相差一年，固然可能是《系年》有误；但也可能《系年》不误，而是存在某种原因，或当阙疑，因为古史年代参校而相差一年者多见，有继位者当年改元、历法差别、大事逾年等诸多原因。

如果循此种紧密联系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信信疑疑，但在一定限度内稍微调停一点，允许多种可能性存在的态度来看待清华简《系年》中的战国时期楚史，那么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主要是根据“秦记”而来，可能还有部分赵纪年，^[8]其他诸国的纪年多以之为参照，因此是有可能在彼此参校中岀现差错的。后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系联古代史事，继而改订古史特别是战国史，就做出了很多成绩。但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所保存的古史，且散佚已久，记载楚国的史料不是很多。现在《系年》中有一些楚国材料，可以循《竹书纪年》之法，先与已经明确了的史事系联，再考订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