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前调查过在传世文献中具有“让与”“谦让”意思的“让”的例文。作为一种纯朴的风俗习惯，“谦让”的美德可以溯及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而且是一种泛地域、泛时代的现象。伴随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后宫廷礼仪的完善，带有礼仪性的“谦让”便出现了。时代向后推移，“谦让”又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含义，特别在中国王朝更迭中形成了“禅让”这一概念。^[17]在传世文献中，“让”一词在春秋时代以前被用来记载以“姓”(氏)为基础血缘之间的继承，并没有战国时代以后“让”的其他含义。可是随着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变革，这种继承和“贤”“德”“仁”等单词一起组成了“让”的含义。另外，在后代人看来“不正常”的继承行为，也以“让”来表示了。^[18]

从前节讨论的《左传》《国语》的结果来说，君主不能拥有“骄”“奢”“淫”“泆”“侈”等表示骄慢的态度，而且必须具有“礼”“敬”“让”“卑让”“恤民”等表示谨慎和谦卑的性格。在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并没有出现“让”一词，只是通过记载郑国君主的行为态度，表现出“让”的含义。郑武公和大夫们共同参政理政、听从别人的意见、对百姓不课重赋，在卫国的时候也对郑国人表现出谦卑克己的态度。而他的儿子庄公也谦恭^[19]少言，让大夫们执政。这些态度相当于前节所归纳的形式(1)“君主展现谦卑、克制姿态的情况”，而且简文里还出现了代表恭顺含义的“共”字。郑武公是在卫国的时候以及在跟大夫们共商政事之时采取谦卑克己的态度。郑庄公是在先君武公的葬礼和自己即位礼仪的场合下体现了相同的姿态。《郑武夫人规孺子》以具备与谦让有关联的性格特征作为明君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与传世文献一脉相承。虽然该篇中的武公、庄公的性格与传世文献的描写有不同之处，但是强调君主谦让德行的重要性与传世文献一样。总之，该篇与传世文献不同之处就是更为强调郑武公、郑庄公作为君主所具备的较高的道德水准^[20]。

这样的君主处世之道，在春秋中期以前绝对不能算特例，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统治阶层的高层执政，低层的统治者以国人的身份也对国政施以影响，根据之前的研究，已经了解到这是基于血缘观念之下氏族制度而形成的结果。^[21]郑武公、郑庄公所处的时代，出于对君主的要求而言，他们其实也别无其他的选择，只能这么做。在传世、出土文献中所见的君主以谦卑克己的姿态对待臣下的情况其实是由当时的社会构造所导致的。(www.daowen.com)

可是随着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君权也随之加强，虽然掣肘君主权力的因素没有春秋时代以前那么多，但是在以楚国为首的战国诸国之间这种思想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高。^[22]传世文献中对这样的君主处世姿态赋予了一定高度的思想意义。因为在战国时代，对臣下采取过度谦卑态度的国君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所以在《郑武夫人规孺子》中郑武公的谦卑姿态，说到底也只是限于礼仪典范的标准中了。对于维护和支撑战国王权，“春秋中期以前的”那样理想型的君主形象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战国的众多国君，他们获得如今权位的理论依据都在这些文献相关的预言记事中，正如代齐的田(陈)氏和三晋之一的赵氏都因为“有德”才能代宗主而自立。这样现象并不是受该篇简书影响的楚地区所特有的^[23]，在包括中原地区的广泛地域都有类似的情况。该篇所描写的本就是郑国君主，而且从对传世文献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需要思考，这种理想化的谦卑君主形象是否有可能就是从中原地区流传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