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情况下，来自公元前的古代文献，其文化背景可以从其墓葬信息中获得梗概，如地理位置，以及在同一遗址发现的其他物品，这些因素可以有效地帮助判断文献的性质。但不幸的是，目前面世的出土文献中，有相当一批为盗掘物。这样的文献，缺乏考古背景，从而丢失了很多有效信息。那么，我们应怎样对待这类出土文献?一些西方汉学家主张忽视这些文本，不对其进行研究，从而使盗掘类出土文献失去市场，也就会避免盗墓贼的猖狂盗掘。对此，我不那么认同。我认为学者们必须评估每一条证据，以多了解过去的历史文化。我们不知道这些新材料能存在多久，也不知道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对古代社会的新认识。我觉得我们有责任研究这些宝贵的材料，不管他们面世的方式如何“不正规”。

每部文献都是在某地某时创造的，即使他们可能是从更早期的材料中复制或编辑而来。不同的时期和社会环境，会使文献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文化特色。他们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其性质、风格各异。因此，尽管被盗掘的文献像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考察他们自身的特色，来推测其由来。

我今天要研究的两篇文献是《筮法》与《荆诀》，它们都是三爻数字卦占卜手册，分属于战国和西汉两个时代。两种文献从表面上看都与楚文化有关。但其实，它们代表了两种特点不同的楚文化。两种文献不但反映了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所体现的地方文化也绝对不同。我们无法得知两种文献的出土遗址或墓葬的情况实属可惜，但是无论如何，两种文献都已经经过了精英阶层的文人的修改。两种文献所关联的楚文化也并不是意义全同的楚文化:一篇是与原初楚文化，也就是真正的楚文化相关的文献，这就是《筮法》，另一篇则是与人们根据历史记忆“构建”出的楚文化——也可以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楚文化——相联的文献，这就是《荆诀》。今天本文将重点讨论卦爻占卜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即两种文献所显示出的占卜文化与《周易》所代表的卦名占卜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文章将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内容:神谱中的神灵与预言图像的使用。^[2]

尽管我是在以《周易》为参照考察这两本占卜手册，但我知道，事实很可能是同一位贞人既使用《周易》，又使用这类三爻卦占卜方法占卜同一件事。我们知道，《周易》的六十四卦和《筮法》中的卦均使用同一种三爻卦(即八卦)构成，^[3]而《荆诀》却非如此，《荆诀》十六卦以干支命名，卦辞的语言风格受到了《周易》包括预言图像(或歌颂小片)传统的影响。《筮法》没有卦辞，占卜者必须用手册上分散的图表和表格中的相关信息来决定吉凶。有趣的是，虽然两种文献不同之处甚多，它们之中的卦的推导术——即都使用数字卦——却可能“遥相呼应”。研究数字卦的学者证实，用数字表示卦的方法，与传统上以横画表示卦的“大衍”计算方法存在关联，“大衍”之法的变体和简化形式很可能早已在数字卦的操作实践中运用过。尽管《筮法》可能同时使用了蓍草和骰子以使结果更为精确。^[4]《筮法》和《荆诀》这两部文献与《周易》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形式上，两部文献在每一行都保留一个数字，而不是将其转换为阴卦或阳卦；(2)在内容上，它们都帮助占卜者发现作“祟”的鬼神，以决定去祟或祭祀。目前所见的六爻卦文本如《归藏》《周易》都不包含此类内容。尽管《周易》也包含有预言图像方面的内容。(www.daowen.com)

虽然《筮法》和《荆诀》的卜筮方法之间可能有相互的关联，但由此产生的卦中数字所体现的意义却不相同。说到此，必须提及超自然力量的界限和定义是什么。数字是否带有神灵力量?占卜媒介(水龟、筮草等)甚至于“占卜手册”是否都会有超自然的气量?^[5]从医学上说，我们知道人体被认为是宇宙力量的缩影。是什么力量赋予了如龟、筮草、干支等各种占卜媒介以能力使之能够确定(预测)命运?如果我们意识到占卜媒介具有超自然的力量，那么我们也会知道数字三爻卦名(《筮法》的八卦或《荆诀》的干支)都有神力。这一点在《筮法》中可以得到证明。《筮法》上有证据表明，其中一组特殊数字(4、5、8、9)(在通常的1或7和6之外)被分配到各组图像当中，并且占卜者可以据此进一步预后(通常是消极的结果)。而《荆诀》中则没有特殊的数字，但我们从当时流行的其他数术文本中知道干支名称与八卦很相似，都有神力(在后来的道教文献中也很明显)。^[6]

《筮法》和《荆诀》中使用的数字完全不同。《筮法》数字系统是从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演变而来的，但《荆诀》却背离传统，使用了简化的方法。自商代以来，即存在使用数字1、5、6、7、8、9形成不同序列的数字卦，不同的时期流行使用不同的数字。^[7]需要指明的是，数字4是在春秋之后才引入使用的，圆形的数字四(而不是“亖”)此时才为人们所知，《筮法》中看到的就是这种字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9不规则地被使用。最后1被用以替代7，在卦中代表阳性，6和8代表阴性。传统上，数字卦尽量避免用可能与1相混淆的数字2、3和4，但是《荆诀》有针对性地仅使用数字1～4，其卦画方式是将其写成类似塔状，譬如(写为数字卦，即433)，^[8]与此后道教之“符”很相似。而《筮法》由两个六爻数字所组成的塔形(由1/7、4、5、6、8、9组合而成)，可以读为四个三爻卦。正是这四个数字卦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决定了占卜结果的吉凶。^[9]目前所见出土自楚国时代的文献中也发现了《筮法》风格的占卜文献，这一事实表明，这种三爻卦占卜方式在楚地较为普遍，并且《筮法》手册很可能用于古代湖北江陵地区。公元前4世纪后，这种数字占卜风格似乎消失了。而有趣的是《荆诀》的占卜风格一直延续到唐代，并在敦煌的相关文献中被找到。^[10]从汉到唐时习惯用数字1～4列出三爻卦占卜，有像《荆诀》类似塔形之“符”(包括《周公卜法》和《管公明卜法》)，当然，也有不使用“符”的，例如使用中亚类型骰子占卜法的《摩醯首罗卜法》(唐代敦煌文书，佛教类占卜文献)手册，就被佛教占卜师整合进扩大了的神灵体系中。^[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