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前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著录有两件国博新近入藏的曾侯宝鼎^[1]，曾侯宝诸器据传同坑出土数十件，据云盗自随州义地岗墓地，目前所见有19件，有鼎7、簋5，簠2、方壶2、圆壶1、盘1、匜1，除器名外，铭文基本相同。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其《续编》著录有鼎5(包括上述国博所藏两件，另有一鼎为随州市公安局缴获，现藏随州市博物馆^[2]，余二鼎及其他各器皆为海内外私人收藏)、簋2，簠2、圆壶1、盘1等，铭文分别作:

(1)曾侯宝鼎: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升鼎，永用之。^[3](2)曾侯宝簋: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飤簋，永用之。^[4](3)曾侯宝壶: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尊壶，永用之。^[5](4)曾侯宝盘: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盥盘。^[6]

图一　曾侯宝鼎

其中鼎铭“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升鼎”，一般所谓的“升鼎”，系春秋中晚期曾、楚二国常见的一种平底束腰鼎的专称，金文和楚简中升鼎的“升”通常写作“”“”“”“”“”“阩”“升”等形，“升”或从登得声，或从升声；或从口，或从皿，或者从鼎，以表形、义。就器形来讲，曾侯宝鼎非常见自名“升鼎”的平底束腰鼎(盘形鼎)，而系盆形鼎(见图一)，因此过去所谓“升鼎”专指那种平底束腰鼎的看法，^[7]就需要重新考虑。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王孙燮鼎(见图二)，^[8]铭作:

图二　王孙燮鼎

王孙燮之鼎。

鉴于该鼎形制系盆形鼎，“”字过去我据相关金文文例及文献认为应读作“烝”，“登鼎”即“烝鼎”，为祭祀用的鼎，而与升鼎(以往所见楚系铜器铭文中与鼎连用，表示鼎之用途的“登”或从登的字应读作“升”)不同。^[9]现在结合曾侯宝鼎之例来看，恐未必，虽然这样读释于器形、铭文文字、文例及文义等均无碍，且较为合理。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著录有一组曾卿事宣鼎，^[10]铭曰:

唯曾卿事宣用其吉金，自作△鼎。

“△”字原篆分别作，《续编》摹作，隶定为“”。我曾据其构形有关文例，认为该字很可能即“荐”字异体。^[11]现在看来，该字有可能与茦鼎^[12]“”字即之右旁构形相类，只不过笔画更加类化，此字可能应释作“登”，在鼎铭中读作“升鼎”之“升”。

图三　曾卿事宣鼎

如上述曾侯宝鼎、王孙燮鼎一样，曾卿事宣鼎器形应系盆形鼎(见图三)。曾卿事宣鼎的时代为春秋早期，曾侯宝鼎、王孙燮鼎分别为春秋中、晚期器。

古代祭祀时将烧熟的祭牲放入鼎中曰“升”。《仪礼·士冠礼》:“若杀，则特豚载合升，离肺实于鼎，设扃鼏。”郑玄注:“煮于镬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载。”《仪礼·少牢馈食礼》:“司马升羊右胖，髀不升。”郑注:“升，犹上也。”可见所谓“升鼎”之“升”应系从鼎的用途而非其形制而言。

从器物组合角度来讲，上述目前所知曾侯宝鼎有7件、簋5件，根据同时期曾国墓葬的青铜器组合情况，簋至少应系6件，另有一件暂未知。参照曾侯乙墓所出曾侯乙的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为9鼎8簋、9鼎皆为升鼎的情况，^[13]曾侯宝的7件鼎亦为升鼎，是完全可能的。曾卿事宣鼎的器主“曾卿事季宣”，据器物组合、时代、器主身份及文字学等方面的证据，其人或即见于《左传》的春秋时赫赫有名的曾大夫季梁，系曾国公室，“卿事”系其所任职名。^[14]作为曾侯家族成员及曾国权力核心成员，其身份等级应很高，因而升鼎也是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同样，王孙燮鼎的器主王孙燮系楚王孙，其地位自不待言，亦与使用升鼎相吻合。

总之，综合曾侯宝鼎、曾卿事宣鼎及王孙燮鼎器形及自名等各方面情况来看，过去所谓“升鼎”专指春秋中晚期曾、楚二国常见的一种平底束腰鼎的看法，应重新考虑，“升鼎”之“升”应系从鼎的用途而非其形制而言，“升鼎”似不仅指平底束腰鼎，至少还应包括盆形鼎。据现有资料，升鼎在曾国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楚国，楚国升鼎的出现或系受曾国文化影响所致。

图四　茦鼎

上揭传世的西周中期的茦鼎(见图四)，铭作:

茦作宝

鼎的自名字，过去一般都隶定作“”，读作“”^[15]，或进一步结合其形制，谓其可能即后来楚式升鼎即之原型^[16]。我曾指出，就此问题而言，单凭铭文或形制方面的某些所谓貌似恐怕难以遽定。^[17]单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将“”，读作“”，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否就是“”，茦鼎是否即系楚式升鼎即之原型，证据恐怕皆不够充分，而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般认为升鼎系流行于春秋中晚期曾、楚等地的一种平底束腰鼎，现在据新出土数据可以确认，卿事宣鼎、曾侯宝鼎及王孙燮鼎等也应系升鼎，上述曾卿事宣鼎的时代分别为春秋早、中、晚期，那么升鼎最早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是楚文化的首创还是楚文化受姬周文化影响所致?同样也需重新考虑。(www.daowen.com)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附记:据近年新出土有关材料，东周时期楚系铜器铭文中常见的“豋鼎”“脰鼎”“頭鼎”的“豋”“脰”“頭”等皆应读作“登”“烝”，“登鼎”“烝鼎”即“升鼎”；“升鼎”即“登鼎”“烝鼎”，系祭祀时用以陈列进献牺牲的鼎，是从鼎作为烝祭的用途即器用而非器形的角度予以命名；春秋早期以来南方地区曾楚蔡等国流行的升鼎，其较早的来源，应系西周时期的茦鼎等“鼎”即“鼎”，是楚文化受姬周文化影响所致，而并非楚人的首创。详拙文:《南阳楚彭氏家族墓地出土郑環鼎及有关问题》，未刊稿。

2018.9.30

【注释】

[1]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265页。

[2]项章:《随州博物馆藏曾侯匋鼎》，《文物》2014年第8期。

[3]黄凤春:《随枣走廊话曾国　随州的曾侯墓地》，《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第78页；项章:《随州博物馆藏曾侯匋鼎》，《文物》2014年第8期，第44页图一，第45页图二；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32～435页，第02219、02220号；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209页，第0185～0187号；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265页。

[4]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320页，第04975、04976号。

[5]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304页，第12390号。

[6]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291页，第0942号。

[7]拙文:《关于升鼎来源问题的一点看法》，《楚学论丛》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6～345页。

[8]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5页，第01672号。

[9]拙文:《王孙燮鼎器主小考》，《华夏文明》2017年第1期。

[10]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64页，第0155、0156、0157号。

[11]拙文:《续论曾卿事宣诸器》，《楚学论丛》第九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2]《殷周金文集成》4.20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4]拙文:《曾卿事季宣簋考释》，《楚学论丛》第七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8页；又《续论曾卿事宣诸器》，《楚学论丛》第九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又《据人名称谓例谈对曾国铜器铭文中有关人物身份的理解》，未刊稿。

[15]如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4页。

[16]李零:《楚鼎图说》，《文物天地》1995年第6期；后辑入氏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又《论楚国铜器的类型》，辑入氏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333页。

[17]拙文:《关于升鼎来源问题的一点看法》，《楚学论丛》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