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浩波

汉代以前，传世文献中都有关于楚先祖或谱系的记载。如《左传》《世本》《山海经》《国语》《大戴礼记·帝系》等，汉武帝时的司马迁撰成《史记·楚世家》，将这些记载重新进行整合，去掉神性的部分，还原历史的真实，使得楚先世的谱系更加系统和完备，但终因文献的缺载，仍留下了一些“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的疑惑。近两千年来，历代学者皆以司氏所言为是。20世纪30年代，西学东渐，疑古思潮涌现，加之地下甲骨文、金文的面世，以郭沫若、胡厚宣、林惠祥和傅斯年为代表的一批新史学家重新开始诠释楚族源，他们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出土之材料与文献之记载互证，开始从族及地域的角度来探寻楚族之来源，将楚族源与居地相对应，在楚史研究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随后的史学家纷纷效尤。七八十年代，以姜亮夫、肖兵、苏秉琦、俞伟超为代表的一批楚辞学家、考古学家参与进来，从楚辞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层面来探寻楚族源，使楚族源的探索进入更广泛的学科领域。经过六十多年的研讨，形成了涵盖东、西、南、北的四说。^[2]这四说对应了四大不同的古代族系，即东夷、氐羌、南蛮、华夏。楚人究竟源于其中的哪一部族也就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其中又以苗蛮土著南来说和中原华夏北来说为主流，近年北来说渐占上风。近三十年来，随着楚文化遗存的不断揭露和楚简牍的大量面世，发现了大量与楚族源有关的材料，如包山简^[3]、望山简^[4]、新蔡简^[5]的祭祷文中出现了“老童、祝融、穴熊”和“三楚先”的提法，新蔡简祭祷文中出现了“颛顼”及“沮漳”等楚先和地名^[6]，安大楚简中出现了“颛顼”“老童”“祝融”“季连”“穴熊”等楚先^[7]，尤其是清华简《楚居》中不仅出现了以往楚简中不曾出现的“季连”，还出现了季连的几处居地的地名“騩山”“穴穷”“乔山”“爰波”“方山”“京宗”等。这些简帛文字材料都是源自楚人的亲笔记录，比传世文献更为可信，为拨开楚族起源的迷雾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学者们开始从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和楚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寻找蛛丝马迹，冀望能从中找出楚族起源的新证据，从而解决这个长期困扰着我们的难题。学者们的研究虽然产生了许多新的看法，但仍沿袭旧有的论说模式。或将新出土文献来补证传统观点之正确，或将新出现的地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安插到四方中相应的区域。虽然是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但仍是未见有所突破。

东来说以郭沫若、胡厚宣等力主。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8]。后来又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等书中，认定楚人是“熊盈族”，“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熊一声之替。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9]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支持郭的观点:“楚族盖本起东方，‘熊盈’之‘熊’即楚氏，是楚王室盖即周人所俘熊盈族九邑之一自东迁西者。”^[10]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中依据甲骨文中出现的“楚”，认为“惟据吾所考，则楚民族之疆土，自后世观之，虽在江汉流域，而最初之来源，则当自东方，盖与殷商夷、徐本为同族者也”，“殷商必早有楚国，则可信而不可疑也”。^[11]苏仲湘也在其《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与文化》中认为:“殷末周初，荆(此指楚)居淮水下游，为殷的与国。周人灭殷后向荆压迫，荆人南下，旋复沿江西上，在长江中游巩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2]徐俊也认为:“商代的楚人仍住东方。直到商王朝末年，由于帝乙、帝辛父子相继用兵东夷和淮夷，严重威胁楚人安全，于是，有一部分楚人在鬻熊的率领下，徙居丹阳。”^[13]龚维英指出:“古秦、楚两族同源，他们的远祖为高阳氏；秦、楚两族均为东夷高阳氏后裔。”^[14]

以古字音读相通作为依据，这本身就没有多少说服力。将高阳氏定为东夷只能是臆测，不足为据。秦、楚各有世系，不可能同源。而作为立论佐证的商代甲骨文中的“楚”氏与西周时期的楚国没有必然的联系，清华简《楚居》表明楚是作为国名出现于西周初期的熊丽时期，而甲骨文中的楚氏出现于武丁时期，彼此相隔几百年，风马牛不相及。楚人崇凤的观念同于殷、夷，乃是因为楚人祖先季连曾经与殷商有过交往和联姻，受殷、夷文化影响的结果，《楚居》中有明示，不能因此而将楚人归于东夷。

西来说为姜亮夫、岑仲勉等所主。姜亮夫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中指出“以夏起西方……以楚为夏后，盖亦以为西方民族也”^[15]。“楚国的发祥地在西方……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青海、甘肃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16]岑仲勉在《楚为东方民族辩》中指出:“芈……考火教的穆护，相传起自亚塞尔拜然，即邻接米地亚西北的地区”，认为远古楚人是米地亚人，与西亚拜火教有关系。^[17]一之在《楚人源于羌族考》中提出:“祝融与被大家公认的属于羌人的炎帝是近亲”，“‘芈’本系羌人自称”，“鬻熊子熊丽，显然系羌族人父子连名的族制”，认为“楚人之先，实乃羌人”。^[18]萧兵也认为“楚王族最可能起源于西北，以熊为图腾，又以羊鸣之‘芈’为族姓，与夏人、羌人关系亲密”^[19]。

高阳氏来自西方只能是一种揣测，不足为据。祝融只是一个火正官职的称号，不同的部族都可能有祝融这个官职称号，担任祝融这个官职的各有其人，故才有黄帝系和炎帝系之祝融。楚祖祝融究竟属哪个系是个无解之题，故以祝融的所属来论族源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女生为姓”，姓是母系社会的孑遗，芈姓源自季连的母亲女隤，女隤之母族鬼方为羌人不错，但这只是来自其母系的一半血缘，不能因此而忽视其父系祝融的一半血缘，因为祝融已是父系时代之人。熊并非图腾，而是一种称号(详后)。楚人崇尚西方世界，亦是因其祖先季连具有来自西羌母亲的一半血统，后人由此对母系祖先产生一种美好回忆，不能因此而将楚人划于羌戎。

南来说最早提出者是林惠祥，他在《中国民族史》中说:“荆人所立之国为楚，其族至春秋时尚自居于蛮夷，自别于‘诸夏’或‘中国’；诸夏亦称之为蛮荆或荆蛮。……大抵荆楚原为南方民族，至少自殷中叶即奠居江汉之荆山一带。”^[20]范文澜也认为楚是南方蛮族中苗族的一支，其发展经历了由南而北又南的过程，他在《中国通史》(一)中说:“从传说中看来，居住在南方的统被称为蛮族。……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苗族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21]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一书中指出:“楚原名荆，就是《诗经·小雅》采芑篇所骂的‘蠢尔荆蛮’，属于苗蛮集团。”^[22]俞伟超在《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和《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两文中指出“楚文化应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某一支所发展起来的”，“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23]王劲在《楚文化渊源初探》中也主此说，认为楚最早与传说时代的三苗有关，出现的地域在南方。^[24]

古代迁徙是常有之事，某个时期居于某地的人群并不一定世代皆居于同一地。楚人祖先世系与苗族世系不同，故不可能同源。楚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隔千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www.daowen.com)

北来说以傅斯年为宣道者，傅斯年在1930年所著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就说“楚之先世，‘景员淮河’，实中原之四族，经三代而南迁”，“楚仍可包括在夏民族中”。^[25]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上古篇)也说，楚王族“不是土著，而是从北方迁来的”，因“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夷所同化”。^[26]顾铁符的《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认为:“楚人是华夏族的一支，后来楚人逐渐南迁到江汉之间的。”^[27]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的“简单结论”中说:“荆楚原是一个一地两名的地名，以盛产荆楚而命名，后来由于颛顼系的祝融氏之孙，季连为首的部族居住于楚丘，才命为部落名称。颛顼氏与夏后氏同出于黄帝系，属于华夏集团。荆楚部族，由西往东，又从东返西，几经迁移……周朝建立后，荆楚首领鬻熊被封为楚子。后又为周所征伐胁迫，向南迁徙……”^[28]业师张正明在《楚文化史》《楚史》及主编的《楚文化志》等书中多次提出，传说时代的楚人先民生活在黄河下游，文化上属炎帝系统，始祖为祝融，江汉地区是楚文化生长的温床，并非其主源所在，楚文化的主源决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的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认为楚族最早出现于传说时代的祝融时期，最早居地在北方，经三代迁到了南方。^[29]

华夏族与中原没有对等关系，中原在华夏族的范围之内，但中原不能代表华夏族。

综合梳理，造成说法不一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各家对楚族源的认定标准不一，东来说以鬻熊为始，西来说以芈姓为始，南来说以三苗为始，北来说以黄帝、颛顼为始。二是所依据材料上存在偏差，东来说以甲骨材料为证，西来说以语言学及楚辞材料为证，南来说以考古材料为证，北来说以传统文献为证。三是人为地将楚族源与古族和地域联系起来，东来说为了证明鬻熊与熊盈族有关，而将楚族源安置于淮域。西来说为了证明芈姓与羌人有关，而将楚族源安置于西北甚至西亚；东来说为了证明楚人与三苗有关，而将楚族源安置于江汉；北来说为了证明楚族源与黄帝、颛顼有关，而将楚族源安置于中原。

以上诸说都可以找到短板之处，这也是各说不能成为定说的原因。如果我们仍因循旧有的思维模式，则只能是越辨越糊涂，越证越迷惘。因此，我们必须在方法论上加以改进，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另辟蹊径。首先，在立论上确定楚族源认定的标准，以往因为标准的不一致，才歧异披见。我们讲楚族源不能只将某单个祖先独立出来，而忽视其他的祖先。因为族源是个世系系统，不可分割。其次，在论据上废弃四族之观念，四族之观念是以中国(中原)为中心提出来的，产生于春秋时期。中原人以华夏自称，而将其四方边远之民以夷、狄、戎、蛮相称，一是以示习俗之异，二是贬低四方之民。《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30]但这只是春秋时的人的观念，并不代表更早的人也是如此。就近而言，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出现有夷、戎、狄，但都是特指，而非指民族。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出现了夷、戎、蛮，但没有和特定方位联系起来。更早的尧、舜、禹时代乃至炎黄时期，更不可能有这种观念存在，故不能以后人的观念去套前人的观念。华夏一族萌生于炎黄，形成于商周，由众多部族融合而成，是定居农业形成的结果。此前的炎黄战阪泉，炎黄与蚩尤战涿鹿，尧、舜、禹战三苗，皆是华夏族融合之过程的写照。在这个融合过程中，众多的部族远距离迁徙，世代杂处，彼此同化，早已消逝了民族的印记，成为华夏的一员，重新构建了自己的祖先世系，归于炎黄的华夏一统。因此，才有了我们在文献中所见的历朝历代皆炎黄之后的记载。我们目前所见的文献皆战国之后，已是华夏族形成后的历史重构，其真实早已掩藏于华夏一统的观点之中。以目前的材料无法还其本来面目，我们何以一定要以四族的概念来归属楚人的祖先。因此，我们一定要拋弃旧说，另立新论。再其次，将原来传世文献为论、出土材料为证的论证方式改变为以楚人自述和出土文献为主，传世文献为辅的论证方式。

关于认定之标准，实际上，在三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舒之梅先生指出:“……我们要研究的楚族源，应是楚王室和楚国上层统治者的族源，而不是包括全体楚人在内的族源。”^[31]王光镐先生则给其更严谨的定义:“……楚族源讨论中所待追索的，应是广义‘楚人’中的核心部分——典型意义的楚族的族源。严格地说，这应是既未包括楚国统治集团中的异姓贵族，又不排斥沦为平民的楚同姓族民的楚公族集团的族源。所以，考定楚族族源问题，应当以狭义的楚同姓集团言之，甚至以楚公族集团言之。只有牢牢把握住了这个前提，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32]本人也赞同以上观点，因为出现国家后，地缘统治代替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统治，换句话说，即在国家范围内，再不限于同姓的单一氏族或部落，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其他异姓的氏族或部落，国家内部的族群更趋旁杂，但以国王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仍是以宗法制作为纽带来保持其族群的纯洁性。而作为统治者对于国家更具有代表性，因此，研究其族源才更有意义。反之，如果我们要研究全体楚人的族源，则会使问题趋向复杂化，而最终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我们的前辈曾经犯过如此错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那么，如何界定楚王宗室的族源?所谓族源指的是某一个民族或家族的血脉之源，对于楚王宗室而言，是在民族的范畴内还是家族的范畴内来讨论其族源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民族的层面而言，即楚王宗室属于哪个民族?就家族的层面而言，楚王宗室属于哪个族姓?过去往往将楚族源与楚民族联系起来，楚族源即楚民族之源，学者普遍认为楚民族似乎早就存在(见前面所言四说的各篇文章)，只有王光镐先生对此提出过疑义，他通过对甲骨文、金文中疑似楚字的古文进行了辨析，认为商代甲骨文中没有楚族，楚族抑或楚国的出现始于西周。^[33]实际上，出土文献表明楚族并不存在，楚是以国名而非族名的形式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的。^[34]既然如此，楚族源就只能指家族之源。所谓同姓为族，故楚族源实指楚国国君宗亲或与楚国国君同姓之楚国人的血脉之源。楚族源从何时上溯?按以上定义，本人认为应该从楚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国君熊丽的父亲算起^[35]，熊丽的祖先是何方人，则楚的族源就来自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