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楚纪南城的始筑年代首先就要研究纪南城的考古学年代，要研究纪南城的考古学年代，则首先就要分析纪南城现有的遗存。纪南城现有或者已知的主要遗存有护城河、城垣、城门、烽火台、城内居住遗址、建筑遗址以及城内的墓葬等。纪南城是一座大型土筑城垣，一般而言，在选址规划之后，其建筑的顺序应是先挖护城河，并边挖护城河边用所挖护城河的泥土筑建城垣，在城垣基本成形后修建城门，然后再在城内修建居所、库房等建筑。而烽火台则应是在城垣完成后再选址筑建。在这众多遗存之中，与纪南城始建直接相关的是城垣和城门，它们的建筑年代就是纪南城的始建年代。

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纪南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对护城河、城垣、城门做了仔细的勘探和较多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重要资料，为研究纪南城的始筑年代提供了证据。

纪南城具有高大和完整的土筑城垣，并且规模宏大。城垣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址面积约16平方千米。勘探表明，纪南城共有7个城门，分别为西垣北门、西垣南门、南垣水门、南垣东门、北垣东边水门、北垣西门、东垣水门(即龙桥河水门)。^[7]除此七座城门外，在东垣的中部或偏南部应还有一座城门，现因207国道覆压而尚未探明。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南垣水门和西垣北门作了考古发掘。此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又对位于南垣之上的烽火台遗址进行了试掘。这三次针对纪南城城址的发掘对判断纪南城的始筑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1.南垣水门

南垣水门遗址位于南垣西段，1972年冬至1973年春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对其做了细致发掘。南垣水门建在由南至北流经城内的古河道(现名朱河)之上，是一座一门三道的木构城门(水门)。由于木构水门是建在古河道之上的，所以，此古河道的地层堆积就成了判断南垣水门建造年代的重要依据。此古河道的堆积可分4个文化层，其中，第3层和第4层又可分出若干小层。在当时发掘的T10、T8、T4等探方的④A、④B层中，出土了较多陶器，比较完整的器物主要有长颈罐、盂、小罐、小鬲、细柄豆等。这些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明器和实用器共存。其中，T10④A出土的长颈罐，形制为敞口折沿，长颈较粗，圆腹较深，圜底近平，颈与肩相交处折转，与江陵雨台山M47出土的Ⅱ式罐形制相近，^[8]时代为春秋晚期。T8④A和T8④B出土的盂和小罐，其基本形制均为尖唇、折肩或折腹、圜底，具有明显的春秋晚期制器风格，时代亦属春秋晚期。此外，在T10、T8、T6等探方的第3层中也出土了较多鬲、盂、豆、盆、鼎、壶、瓮等陶器。第3层所出陶器，陶质仍以泥质灰陶为主，但有较多夹沙陶，器表常施黑衣，多绳纹、旋纹、暗纹、划纹；制器风格多圆唇、尖圆唇、方唇(或方叠唇)，盂、罐等器类则多为凹平底。T10③所出土的陶鬲为明器，形体较小，形制作大口圆唇，浅腹连裆；T6③出土的小口罐形鬲为敛口折沿方唇，短束颈，圆广肩，圆腹平裆。T10③所出的陶盆为大口折沿，沿面饰平行弦纹，深弧腹，凹平底。同层出土的陶豆、豆盘内多饰有同心圆暗纹或S形暗纹。这些陶器的形制和纹饰具有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中期楚国陶器的特点，因此，原报告认为，南垣水门古河道第3层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其下限则可至战国中期。^[9]

南垣水门的木构建筑则是发现于第3层之中、埋藏在第4B层之内，既打破第4B层，又被第3层所叠压。^[10]如此则可认定，南垣水门是建在第4层之上的，其建造年代相当于或稍晚于第4层，但早于第3层。通过对地层内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第4层是属于春秋晚期的文化层，如此，则南垣水门的始建年代就可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南垣水门的主体是木构建筑。木构建筑中的木柱是建造在第4层(4A、4B层)之中的，说明这个第4层就是南垣水门的建筑层。又，在南垣水门木构建筑的沟槽、柱洞等遗迹中发现有较多鬲、罐、豆等成组的陶明器，这些器物并不是简单随意的放置，而是有意的摆放在同一平面上的，应是建造南垣水门动工时举行的奠基仪式上使用的器物。在T10的^[11]A层中还发现了人骨架一具和陶长颈罐、麻鞋、木梳篦等遗物，而人骨架应是放置在一个坑内的，此坑则应为当时的一个奠基坑。^[12]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些用作奠基的器物及其所在的第4层的年代应是南垣水门兴建的年代，而这个年代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水门木构建筑的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为距今2460±85年(公元前510年)，相当于春秋晚期，^[13]这与考古地层和类型学得到的年代结论是一致的。考虑到木构建筑所在的建筑层的年代可能略早于木构建筑的年代，南垣水门的始建年代则或可晚至春秋战国之际，但绝不晚于战国早期。另外，因为第3层是叠压或者覆盖在南垣水门木构建筑之上的文化层，其年代范围自春战之交直至战国中期，所以第3层所代表的年代则应是南垣水门存在或者使用的年代。

2.西垣北门

西垣北门遗址位于纪南城西垣北段，原本是一处宽40米左右的城垣缺口。1975年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期间，由湖北、河南的考古工作者以及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得知，西垣北门是一座一门三道的城门。(www.daowen.com)

西垣北门遗址的文化堆积共分为5层，其中，第3层为城门兴建至废弃期间的堆积层，第4层为城垣、城门及其附属建筑的夯土层，第5层为城门建筑前的文化堆积。^[14]第3层至第5层三个文化层中分别出土了较多东周时期的陶器，为判明该城门的始建年代提供了依据。

西垣北门建筑前的文化堆积主要有该遗址的第5层和被第4层所叠压而属于第5层的较多灰坑(如H7、H11)、水井(如J5)等遗迹。西垣北门遗址T1第5层出土的陶鬲(T1⑤:1)，其形制为大口折沿圆唇，有短束颈，裆近平，足窝较深，圆柱状足，整体形态略呈方形。此鬲与江陵九店东周墓中的乙组丙类B型Ⅰ式鬲近似，^[15]时代为春秋晚期。西垣北门遗址H11出土的陶高领小罐(H11:3)，形制为高领鼓腹，底近平，与江陵九店东周墓之乙组丙类Ⅰ式高领小罐基本相同，时代为春秋战国之际或战国早期早段。^[16]西垣北门遗址J5(水井)出土的陶盂(J5:1、2)，形制为敞口，卷沿尖圆唇，束颈折肩，圜底近平，与江陵葛陂寺M6出土的陶盂(原报告中名钵)近似，^[17]时代为春秋晚期。J5所出的陶盆(J5:9、10)为外折沿，颈较长，颈肩相交处有凸棱如折肩，亦属春秋晚期的形制。这些遗迹和遗物乃是西垣北门兴建之前的文化遗存，表明西垣北门兴建的年代不早于这些文化遗存所代表的年代，即不早于春秋晚期。由于西垣北门是建筑在该遗址的第5层之上的，所以，西垣北门的兴建年代也可能与第5层的年代相同。该遗址中代表西垣北门兴建年代的文化层是第4层。第4层是城垣、城门等建筑的夯土层，包含物较少，所出土的遗物仅有少量东周时期的碎陶片，不足以判明该文化层的具体年代。但是，在西垣北门中间门道内侧偏南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属于第3层、打破第4层的灰坑，编号为H4。H4内出土了两件形制清楚的陶器，一为鬲、一为盂。鬲(H4:1)的形制作卷平沿、大口束颈、宽平裆、矮柱足，外表上部饰分段式绳纹，下部是纵横交错的拍印绳纹，与江陵九店M9出土的乙组丙类B型Ⅲ式陶鬲近似。^[18]但是，H4:1的形制比较特殊，其足虽矮但不内敛，足窝亦较深，应略早于九店M9所出之鬲，年代应为战国中期。盂(H4:3)作敞口卷沿、束颈折肩、浅腹圆底，形制与江陵九店M36出土的乙组丙类A型Ⅳ式陶盂近似，但H4:3为圜底，腹亦略深，应早于后者，其年代亦属战国中期。^[19]由此可知，西垣北门遗址的第3层以及H4所代表的年代则应是西垣北门使用乃至废弃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期，晚于第4层。既然西垣北门遗址的第4层是相当于或者略晚于第5层，又早于第3层的，那么第4层的年代就应为春秋战国之际或者战国早期。又因这个第4层乃是城垣和城门建筑的夯土层，所以，西垣北门的兴建年代就与第4层的年代相同，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3.烽火台

纪南城烽火台遗址位于纪南故城南垣凸出部位的西南角，烽火台台基略呈方形，底宽32米，顶宽18米，现存高度4.45米。2011年10—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搞清台基与城垣之间的关系，台基的年代、结构及功能”，对烽火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本次试掘主要是探沟解剖，虽未系统发掘，但也获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可以基本了解烽火台及城垣的功能和始筑年代等问题。

试掘简报报道的资料显示，烽火台遗址的堆积大体可分6层，其中，第1层至第5层分别为近现代农耕扰乱地层、宋及汉代文化层和汉代填土层，只有第6层为东周文化层。第6层之下即为烽火台台基(原简报中称为台基1)和城垣的夯土层。这个夯土层是一层一层夯筑而成的，故又可分为13个夯层。

本次试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沟7条和灰坑5个，此外，还发现有少数房基、窖藏和墓葬。这些遗迹绝大多数是东周以后的晚期遗存，只有G6和G7属于东周时期。根据烽火台发掘的剖面图观察，G6应是叠压在烽火台台基之上的。据发掘者分析，G6内的包含物应该是台基上建筑的废弃物，其年代要晚于台基。G7开口于第6层下，处在台基与城垣之间，打破城垣护坡。沟内为黄色黏土，属一次性堆积，其内包含物较少，仅有少量筒瓦、板瓦残片和鬲足。由于器片少且太过残碎，故G7的具体年代不能确指。G6则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质的筒瓦、豆、瓮、罐等器物口沿和残片。其中，G6②:2和G6①:8两件罐口沿的形制与江陵九店M735出土的乙组丙类Ⅱ式高领绳纹罐近似，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21]烽火台遗址的第6层是叠压在城垣内护坡即烽火台(台基1)之上的一个很薄的文化层，其年代亦晚于城垣和烽火台，可能是当时烽火台使用时期的一个活动面。第6层内出土有较多遗物，主要有陶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盂、盆、豆、罐等生活用器。试掘简报认为，该层中所出陶盂的形制同于江陵雨台山的Ⅴ式盂，可以采信。江陵雨台山M239出土的Ⅴ式盂属于江陵雨台山楚墓的第五期，年代为战国中期后段，^[22]如此，则烽火台遗址第6层的年代亦应在此时。因此，烽火台遗址G6和第6层所代表的年代就应是烽火台使用年代的下限或者是烽火台废弃的年代而不能代表烽火台及城垣的建筑年代。

在烽火台遗址第6层之下还有一个夯土层，这个夯土层厚3米以上，可分为13个夯土层，是烽火台及城垣的建筑主体，所以，夯土层的年代才是烽火台及城垣的建筑年代，而其中真正能证明烽火台及城垣始筑年代的则是夯土层中的第12层和第13层，这两个夯土层是在修建城垣及台基前清理和加固地基而铺垫的瓦砾层，包含物除了大量的筒瓦和板瓦外，也有少量陶器。所出陶盆(XTG9夯土12:2)的形制与纪南城西垣北门遗址J5出土的陶盆形制基本相同，年代应为春秋晚期。第12、13层所出土的板瓦和筒瓦也基本同于纪南城西垣北门遗址J5所出土的同类器。由此可知，夯土第12、13层所代表的年代是春秋晚期或稍晚。既然如此，则烽火台及城垣的始筑年代就应为略春秋晚期或稍晚，其具体年代应为春秋战国之际。

综上所述，经过考古发掘的纪南城南垣水门、西垣北门和烽火台三处遗存的年代是一致的，其始筑年代均为春秋晚期，最晚不过春秋战国之际，这是判定纪南城始筑年代最为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