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纪南城始建年代的认识，研究者们大多从城址本身的发掘情况入手讨论。最近的考古工作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发掘、松柏区30号台基的第二次发掘等。

烽火台及其西侧城垣的发掘者认为“在对城垣进行局部解剖时，发现城垣的最下面是非常平坦的红砂生土层，显然是在修建城垣时对原地面进行了平整。其上又铺上了一层瓦砾层，主要是大块破碎的板瓦和筒瓦，以板瓦居多，其作用是作为城垣下的垫层以加强地面的硬度，便于在其上进行夯筑。在这一瓦砾层上也夹杂少量的陶器，而这些陶器则为我们推断城垣的始建年代提供了依据。……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30]松柏30号台基第一次的发掘者认为“早期遗物的下限可定为春秋晚期，这也是下层大型房屋建筑基址(F2)的下限年代。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到春秋中期。……上层房屋建筑F1的年代下限应为战国中期，其始建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即上层建筑使用的年代较长，乃战国早期至中期的一座大型房屋建筑”。^[31]第二次的发掘者则认为“通过本次发掘，我们进一步明确认识到纪南城遗址宫城区至少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第一次应该是与1982年简报F2同期有关，其年代或在战国中期。第二次应该是与1982年简报F1同期相关，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两次建设中都有大规模平整台基周边场地的工程”。^[32]笔者认为，这两项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新认识与上文中对冯家冢等楚王陵的年代判断是互为印证的。

纪南城本体发掘所揭示的部分年代数据偏早，建都之前此地并非荒无人烟，或许在较早一些时候就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甚至离宫别苑，而只有朝、寝、祖、社这类建筑的建造时间才是建都的标志。而另一些偏晚的年代数据，或与初建工期的延长、后期改建等因素有关。例如西汉长安城的营造就经历了14个年头，《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五年)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五月)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七年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九年)未央宫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长乐宫。”《史记·吕太后本纪》又记:“(汉惠帝)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先造宫殿、再建城墙，经历两代统治者，可见建设新都城之不易，纪南城与战国楚王陵位置如图一所示。

图一　荆州纪南城与战国楚王陵位置分布图(底图采用Google地图)

冯家冢的墓主作为最早埋葬于纪南城西郊八岭山的一代楚王，也就意味着他是最早建都于纪南城的第一位或第二位楚王。纪南城周边已发掘的其他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时代多为宣王以后，郭德维先生认为:“一些规格更高、年代更早的墓在纪南城的周围不易见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江陵的郢是从别处迁来的，楚国的王族在别处应早有陵园，如《史记》所载之西陵，王族成员死后可能最初还是归葬原来的陵园了。只有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才在江陵郢都附近开辟新陵园。”^[33]老一代贵族归葬旧郢，新一代贵族从参政到去世平均也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那么悼王、肃王作为宣王的父、兄，就极有可能是楚都纪南城的开创者。

纪南城作为楚国的新都城，可能与楚悼王在位后期任用吴起变法有关。法家素有破旧立新的精神，《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记载:“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高诱注:“变其两版，教之用四，楚俗习久见怨也。”可见吴起变法的内容中还涉及了建筑工程的施工标准。而《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也是商鞅变法中的一大举措。

在清华简《楚居》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笔者曾撰文认为《楚居》中记载的14个“✕郢”为楚王居住的宫殿名称，并非城邑，只有单称“郢”而不加任何前缀时才指楚国都城而言。^[34]《楚居》记载，楚文王时就已存在的“郢”，到惠王时改称“肥遗”并徙居之，后来悼王也一度居于“肥遗”。可见从春秋早期开始直到战国早中期，楚王所居之各种“✕郢”都应相距不远。天星观楚简中有“秦客公孙紻问王于栽郢之岁”的大事纪年，据考证这位秦客公孙紻(鞅)就是商鞅在入秦之后、封商之前的称呼，因此这个年代在公元前361—前340年之间，^[35]时为楚宣王在位。“栽郢”并不见于《楚居》，那么这个栽郢就应该是楚悼王以后新建的楚王居所，应当位于纪南城内的宫殿区中某一处夯土台基之上。

楚悼王或归葬于旧郢都季家湖古城附近，未及开辟新的陵区。至楚肃王时已正式迁都于新郢都纪南城，并将城西不远处的八岭山一带划定为王室及特定贵族群体的陵墓区。因此在八岭山古墓群中可能有4座楚王陵，对应肃、宣、威、怀四代楚王。

(作者单位:荆州博物馆)

【注释】

[1]本文的写作得到2015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荆州市荆州区八岭山冯家冢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考执字(2015)153号]和湖北省文物局“大遗址荆州片区楚王陵及高等级贵族墓地考古研究”课题的资助。

[2]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3]陈跃均、张世松:《熊家冢墓地调查收获》，《楚文化研究论集》第8集，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342页。

[4]郭德维:《楚王陵初论》，《荆楚文物》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页。

[5]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墓地考古勘探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

[6]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地2011—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

[7]赵晓斌:《荆州市八岭山冯家冢战国墓地》，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335页。

[8]刘德银、杨开勇:《荆州八岭山平头冢东周墓地》，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9]赵晓斌:《再谈包山墓地的布局——兼论楚国高等级贵族的夫妻合葬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297页。

[10]荆州博物馆馆藏资料。

[11]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2期。

[12]宋有志:《湖北荆门严仓墓群M1发掘情况》，《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13]荆州博物馆馆藏资料。(www.daowen.com)

[14]荆门市博物馆:《纪山楚冢调查》，《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16]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图版3。

[17]笔者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文新先生、荆门市博物馆原馆长龙永芳女士交流获知。

[18]陈跃均、张世松:《熊家冢墓地调查收获》，《楚文化研究论集》第8集，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19]笔者与荆州博物馆贾汉清、田勇二位同事交流获知。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21]徐文武:《熊家冢楚墓墓主身份蠡测》，《江汉论坛》2010年第3期。

[22]张绪球:《熊家冢出土楚式玉器的纹饰》，《荆楚文物》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33页。

[23]张绪球:《熊家冢出土浅浮雕玉器的特征与年代——兼论熊家冢主墓的年代》，《荆楚文物》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5页。

[24]云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联合主编:《南方霸主——庄蹻故国楚文物大展》，云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152页。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352页。

[26]袁艳玲、张闻捷:《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27]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地2011—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

[28]张绪球:《熊家冢和冯家冢的年代及墓主》，《楚学论丛》第6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223页。

[29]江陵县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

[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31]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遗址松柏区30号台基2011—201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

[33]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按:郭德维先生认为楚惠王始都于纪南城。

[34]守彬:《从清华简〈楚居〉谈“✕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94～100页。

[3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