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家冢墓主是哪一位楚王?是很多楚文化研究者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较早发表相关论文的徐文武先生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楚昭王”。^[21]该观点主要从传世文献出发，用排除法分析得出，但是得不到出土文物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支持。第二种说法是在战国早期前段、比曾侯乙仅晚一两年去世的楚惠王。这种观点缺乏研究基础，主观性强，且有迎合时政宣传之嫌。

张绪球先生研究了熊家冢墓地出土楚式玉器纹饰的特点和表现方法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流变情况，认为这些玉器“绝大部分属战国早期，也有个别的属春秋晚期，最晚的不超过战国早期晚段”。^[22]后来他又将熊家冢殉葬墓和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的玉器进行了对比，进一步认为两者纹饰非常相似，“在制作年代上应该是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浏城桥一号墓的年代也就是熊家冢南殉葬墓及主墓的年代”。因此将熊家冢的年代修订为战国中期前段之初，再根据历史时间框架，推测熊家冢的墓主为去世于公元前408年的楚简王或去世于公元前381年的楚悼王。但该文中认为“可以排除声王，声王在位短暂，社会动荡，《史记·楚世家》载‘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在国人的支持下才勉强登上了王位，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其父举行隆葬，是完全没有客观可能的”。^[23]笔者认为“盗杀声王”的文献记载太过简略，缺乏更多史料来说明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不能轻易以楚声王为盗所杀而推论其葬礼降低，并将其可能性排除在外。

熊家冢北侧1号殉葬墓出土了4件青铜礼器，为两鼎、两壶。^[24]鼎的蹄足较高，略外撇，足根靠近中腹部，足外侧不起棱，其中一件鼎钮为低首卧牛状。壶的腹部较圆鼓，圈足较高且直立。鼎、壶均与淅川徐家岭1号墓和10号墓出土同类器接近。淅川徐家岭的发掘报告中将这两座墓的年代判断为战国早期，^[25]而袁艳玲与张闻捷定为战国中期早段。^[26]因此，从熊家冢出土铜礼器显示的年代特征，与通过玉器分析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www.daowen.com)

笔者当年在参加熊家冢南侧殉葬墓发掘的工作中，现场观察到一些特殊的现象:殉葬墓头向一般均为东向，而8号殉葬墓却为西向；部分殉葬墓坑口与坑底的平面极不平行。很多近距离观摩过熊家冢出土玉器的人士也注意到其中多有半成品及“赶制品”。这些蛛丝马迹透露出熊家冢墓地的葬礼规格虽高但略显匆忙，所葬之楚王在去世时或有重大变故，据此推断为盗所杀的楚声王或者尸尚在堂而大臣作乱的楚悼王均有可能是熊家冢的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