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俞伟超、李家浩先生曾经引录江陵天星观M1楚简“秦客公孙鞅问王于“(郊?)之岁”。疑“”为“郊”。^[45]何琳仪先生考释长沙铜量主张释读为戚郢，以为“郊郢”，在钟祥。^[46]我们亦主张释读为“郢”，指纪南城遗址。^[47]

(2)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先生认为，“郢”上一字所从，“与汉印‘叔’字左旁极为相似，故暂且隶定为‘’”。“‘郢’疑指江陵之郢。”^[48]

(3)刘彬徽、何浩先生认为“裘锡圭、李家浩释此字为‘菽’(全按:应为)。我们同意此说。按，菽与椒可通假，椒又可通湫。楚有以‘湫’为名之地。”湫城“在今钟祥县北偏西的汉水东岸”。“湫郢，当是楚于战国时期在湫城一带另设的一处别都。”^[49]

(4)黄德宽先生根据安大楚简《毛诗·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肃雝”句中的“肃”，《毛诗·唐风·椒聊》“椒聊之实”“椒聊且”句中的“椒”，与楚简中常见的“戚郢”之“”写法类同，认为“这就为将地名“郢”读作“湫郢”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50]

(5)刘信芳先生后来与刘彬徽、何浩先生意见类同，赞同“菽郢”读“湫郢”，但认为其地在湖北宜城县东南的楚皇城遗址。^[51]

(6)《楚居》中的“郢”之，赵平安先生主张释为“黍郢”，读“湫郢”，疑在宜城楚皇城。^[52]牛鹏涛先生赞同郢、黍郢是一地，即湫，在宜城楚皇城。^[53]

(7)单育成先生认为，楚简中常見“戚郢”，而若依清华简《楚居》整理者的釋文，“戚郢”在其中未尝一見，似乎可疑。其实，《楚居》中是有“戚郢”的，但被整理者释为从水从禾从水的“”。他认为“郢” 即“黍郢”，就是“戚郢”。“黍”与“戚”古音可通。^[54]

(8)王红星先生认为，“郢”就是“戚郢”缺乏力证。^[55]黄德宽先生据新见安大楚简《诗·鄘風·柏舟》“髧彼两髦”之“髧”，与“郢”之“”形同，认为“”与甲骨文表示沈祭的专用字“”“”构形模式一脉相承，从“禾”乃沿袭了沈祭于河以求丰年的传统。甲骨文和楚文字中表示沈祭的专用字，后来为“湛”字所替代。从楚国历史发展的走势看，楚文王、成王徙居郢，大概与楚经略中原的战略相关。郢的地望很可能在汉水以北地区。但又认为，如果将郢直接联系到湛水流域，似乎还难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于是在注24中“猜想”也可能在钟祥东部之“沈鹿”。^[56]

上举纪南城周围之望山、天星观、包山楚墓所出楚简，多见“戚郢”而无一作“郢”，只能说明二者出现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戚、黍判然二字，不大可能是一个郢。因此。“戚郢”与纪南城应当有关。考虑到战国中期材料中至今还未见到“戚郢”以后出现的“郢”名，“戚郢”可能就是肃王以后至顷襄王迁至河南淮阳“陈郢”之前诸王居住的“郢”。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即顷襄王迁都前的郢为“戚郢”，这个“戚郢”无疑就是纪南城遗址，而不论将“戚”或“”释读为什么字。根据前面的论述，此城当建成于宣王时期。宣王在位于前369—前340年，若从公元前369年开始计算，至前278年，“戚郢”作为宣王至顷襄王迁至“陈郢”以前的楚都建设，具有90年左右的历史。纪南城的规模及周围的高台建筑布局，以及周围的墓葬群等，与将近一个世纪的国都的历史应该匹配，也与30号台基的年代大致相当。若此，纪南城在战国中期以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楚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一座悲壮的历史古城。

因纪南城为楚国迁都“陈郢”前的最后一个大都会，又有保持基本完好的大规模的城墙，故后人多误以为楚国“郢”都一直在此。其实，“郢”即“某郢”省称，并不是国都称“郢”，而“某郢”为陪都。如《楚居》所记吴师“阖庐入郢”之“郢”即“为郢”，是“郢”乃时王所在“某郢”省称。葛陵楚简数见省称“郢”应指“肥遗郢”或“鄩郢”，鄂君启节之“郢”也即纪南城“戚郢”。^[57]

至于1982年简报所述，城内西北徐岗陕家湾墓区，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城内西北徐岗东岳庙墓区，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至春战之际；遗址中出现有战国以前的遗迹遗物等；这些墓葬及遗迹遗物当是修建如今所见纪南城(戚郢)以前当地居民所埋葬、所遗留，与“戚郢”年代与性质可能关系不大。

考虑到最先的考古发掘报告将做过工作的城墙建筑年代推定在战国早期前后，有些情况还不十分明确，此地是否先存在一个“某郢”，“戚郢”只是利用这个“郢”改建或扩建，并变更其名，这种可能性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或新材料的发现。^[58]

2015年11月初稿

2018年5月修改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中国钱币博物馆)

附记:我曾考虑“为郢”作为楚国国都“郢”，地位举足轻重，只有纪南城这样的规模才可匹配。《楚居》所记文王时就迁居“为郢”，至惠王还居住过“为郢”，以后虽不见记述，“为郢”可能一直存在。怀疑“为郢”就在纪南城或附近，至惠王时修建或重新改建，至宣王时改名“戚郢”，“白起拔郢”后废弃，完成国都使命。但苦无确凿证据。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楚左司马沈尹戌反对令尹子常之言曰:“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说明武王、文王时之都城未必修筑有城墙。1975年冬，我曾领导纪南城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与荆州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一道，配合纪南城内外龙桥河改道工程进行清理发掘工作。正如文中所引杨权喜先生《江陵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再探讨》第55页所述，出人意料，“纪南城内最低洼的龙桥河两岸，竟然在距地表约3米深的动土面上(在现代河床底部)暴露出大量的遗迹遗物，其中有许多东周水井、几段古河道遗迹和黑灰土层”，令人震撼!“龙桥河西段获得的考古资料因缺少明确的地层关系和没作系统整理而没法进行分期。据其遗迹遗物特征和碳14测定井内出土建井木料年代六个数据，除I段79号井的木料年代为公元前790年(西周晚期)以外，其余井的木料年代为公元前655年至公元前435年(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属于龙桥河改道工程的雨台山楚墓区，经抢救清理发掘的墓葬554座，《江陵雨台山楚墓》(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报告将其划分为六期，时代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前段。《江陵九店东周墓》(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将发掘的596座东周墓进行分期，年代始自春秋晚期晚段(报告第405页)。这些均是年代较早的参考证据。小文草成两年有余，迟迟不敢面世的原因就是时时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认为“戚郢”指的就是纪南城遗址，一方面又感觉纪南城遗址所在及周围可能不会这么晚。楚国建筑遗址，除潜江龙湾外，就数纪南城大，只有该城址才能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泱泱大国相匹配。

附记于此，仅供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注释】

[1]我因在纪南城做过一段时间的考古工作，对楚都的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清华简《楚居》面世后也写过相关文章，终因局限于目前所见材料未敢再轻易发表意见。2015年11月27—29日在湖北荆州召开纪南城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报道见《江汉考古》2015年6期，我因故未出席会议。此文即为这次会议准备的小文，现略加修改而成，所述倾向性的意见仅供参考。

[2]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另可参见冯秋生:《楚都纪南城与同时期中原诸国都城之比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遗址松柏区30号台基2011—201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

[5]主要列举亲自参与考古发掘者及当代有关研究代表之意见。有关诸“郢”的不同意见，还可参见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5～133页；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楚简中的都郢地名》，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8页。

[6]另如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楚都纪南城研究》，《楚学论丛》，《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说郢》，《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岳麓书院1994年版。

[7]黄锡全:《楚武王“郢”都初探》，《清华简研究》第1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

[8]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路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81页。

[9]守彬:《从清华简〈楚居〉谈“✕郢”》，武汉大学简帛网，2011年1月9日。后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10]刘彬徽:《纪南城考古分期初探》，《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11]刘彬徽:《关于清华简〈楚居〉的思考(之一)》，《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12]郭德维:《楚郢都辨疑》，《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

[13]杨权喜:《江陵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再探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2013年总第59期，第62页。

[14]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47页。

[15]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页。

[17]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6、458、459、460页。

[18]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267、246页。

[19]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据悉，所谓蔡桥基址群为晚期建筑，与楚都无关，见荆州博物馆:《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荆楚文物》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www.daowen.com)

[21]赵平安:《〈楚居〉“为郢”考》，见其著《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六零学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版。

[22]黄德宽:《试释楚简中的“湛”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7年6月6日。

[23]黄锡全:《楚武王“郢”都初探》，《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

[24]刘彬徽、何浩:《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5]黄锡全:《“朋郢”新探》，《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长江中游楚国“郢”试探》，《长江文明》第一辑，2008年6月。

[26]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7]黄锡全:《楚都“鄩郢”新探》，《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28]罗运环:《葛陵楚简鄩郢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

[29]武家璧:《葛陵楚简的历朔断年与纪年事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30]尹弘兵主张纪南城遗址为“鄩郢”，潜江龙湾遗址为“戚郢”(尹读“栽郢”，见尹书266～267页)似乎不大可能。悼王因“邦大瘠，焉徙居鄩郢”。悼王後所见材料多见“戚郢”而不见“鄩郢”，说明王居“鄩郢”的时间不长。如宣王晚期的望山桥M1只提到“戚郢”而无“鄩郢”。“戚郢”的延续时间与纪南城遗址匹配，而“鄩郢”难当。现在看来。“✕郢”内多有“游宫”。如包山简所记“王廷于蓝郢之游宫”等。所以将“戚郢”置于龙湾遗址似乎也不大合适。

[31]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2004年第7期；刘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2]刘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讨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7集，岳麓书社2007年版；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武家璧:《葛陵楚简的历朔断年与纪年事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34]李学勤:《清华简〈楚居〉与楚徙鄩郢》，《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3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37]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3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

[39]荆州博物馆:《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2期；蒋鲁敬、刘建业:《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及墓葬年代初探》，《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

[40]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41]周世荣: 《楚客铜量铭文试释》， 《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42]竹简摹本可参见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16页。

[43]黄锡全:《“?郢”辨析》，《楚文化研》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至于郭店楚简《尊德》7、《语丛》1.34、诅楚文“戚”字的写法小异，右旁也当为“尗”形改变，字形可参阅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3页。尗、叔，书母觉部；戚，清母觉部。

[44]黄德宽:《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中原研究》2017年第5期；李守奎、贾连翔、马楠编著:《包山楚简文字编》将从木者释为从木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45]俞伟超、李家浩:《论“兵闢太岁”戈》，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6]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47]黄锡全:《“?郢”辨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过去“戚郢”释读虽然意见不一，但多指此郢为纪南城遗址，说见拙文。

[4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237页附录二《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4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附录二四《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页。

[50]黄德宽:《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

[51]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52]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3]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34页。

[54]单育辰:《占毕随录之十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1月8日。

[55]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第93页。

[56]黄德宽:《试释楚简中的“湛”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7年6月6日。

[57]黄锡全:《谈谈楚都“郢”为“某郢”之省称》，待刊。

[58]都城改名，如《楚居》中“疆郢”又称“免郢”，又改称“福丘”；“郢”改称“肥遗”。姑且记此以备参考。但这种揣测不影响本文认为“戚郢”乃现今纪南城遗址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