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纪南城遗址，是指现今还保留有城垣的遗址。该城东西长约9华里，南北宽约7华里(东垣长3706米，南垣长4502米，西垣长3751米，北垣长3547米)，周长计15506米，面积约16平方公里。^[2]大家讨论的年代与性质主要是针对该城址而言。

根据考古发掘与发现，纪南城的城墙建筑年代或遗址年代主要有如下依据。

第一，《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连载《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有数处结论性意见:

(1)纪南城西垣北门的发掘，报告称:“根据纪南城内发现的水井和纪南城内出土的陶器的初步认识，以及江陵地区楚墓出土的陶器序列研究，表明这些被城门所压的遗迹遗物的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城门兴建年代不能早于这个时代，也就是说，西垣北门的兴建年代大约在春秋晚期或稍后。另外，城门兴建以后至废弃期间的地层(第三层)和同期灰坑中出土的平沿大口宽裆陶鬲、浅腹陶盂、铁器和铜带钩等，显然是战国时期的遗物。据此，城门存在的时代也应在战国时期。”见第3期第341页。

(2)南垣水门遗址的发掘，报告称:“木构建筑的兴建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而使用年代可延至战国。”见第3期第348页。

(3)城内松柏区30号建筑遗址的发掘，发现有早期遗迹和晚期建筑基址。根据地层关系与出土遗物，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物的下限可定为春秋晚期，这也是下层大型房屋建筑基址(F2)的下限年代。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到春秋中期。因早期遗物太少，尚难确断。”“上层房屋建筑(F1)的年代下限应为战国中期，其始建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即上层建筑使用的年代较长，乃战国早期至中期的一座大型房屋建筑。由此可知，本建筑遗址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始建年代也可能是在春秋中期。”见第4期第483、485页。

(4)城内西南陈家台遗址的发掘，“从台基附近发现的炼炉遗址以及与铸造有关的遗物看，这里应是当时一个铸造作坊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及炭化米的年代测定，“这个台基的时代可定为战国时期”。见第4期第488页。(www.daowen.com)

(5)城内水井、窑址的勘查与发掘，报告称:“纪南城内经过发掘的水井、窑址，没有找到它们之间的明显的地层早、晚关系或互相打破关系，而水井则大多未清理到底，窑址仅存底部。因此对它们进行分期，目前尚有困难。根据形制特点及遗物特征，它们的上限年代都不早于春秋中期。”见第4期第495页。

(6)报告结论:“根据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纪南城就是楚之郢都。无论是城内的普遍勘查还是多处城门、城内宫殿基址的发掘以及城垣断面的试掘，或是城外靠近城垣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所获资料都足以证明现存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见第4期第504页。

第二，2011年，经对纪南城东南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弄清了烽火台台基与城垣为同时规划修建。报告认为“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城垣的使用年代为战国早期以后”。^[3]

第三，2011—2012年，经过对纪南城遗址松柏区30号台基西南部的发掘，报告认为:“通过本次发掘，我们进一步明确认识到纪南城遗址宫殿区至少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第一次应该是与1982年简报F2同期相关，其年代或在战国中期。第二次应该是与1982年简报F1同期相关，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两次建设中都有大规模平整台基周边场地的工程。而从本次发掘之H2与82年简报西垣北门H1、J5等城垣夯土下单位之比较，纪南城城墙之建筑年代似晚于F1，这一点有待后续进一步工作中进行更确切的验证。”见报告第27页。^[4]

这就是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经过2011—2012年的工作，对《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所刊简报意见有所修正，将原来“现存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修正为“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城垣的使用年代为战国早期以后”，进而提出“纪南城城墙之建筑年代似晚于F1”，“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将30号建筑台基F2“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到春秋中期”修正为“其年代或在战国中期”，将F1的年代由原来“年代下限应为战国中期，其始建年代应为战国早期”修正为“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换言之，经过2011—2012年的考古发掘，发掘者认为纪南城城墙的建筑年代应在战国早期或以后，甚至可能晚到战国中期晚段。30号台基早期建筑F2在战国中期，晚期建筑F1在战国中期晚段。

若是这样，现存纪南城遗址就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城址，其结束年代无疑当在“白起拔郢”之时，即公元前278年，这就为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