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汉水以东楚墓随葬的虎鸟组合器，基本是一种以楚式凤鸟为中心的丧葬用器。楚式凤鸟图像种类繁多，其中又以深富动态感的展翅飞鸟最为常见。在鄂东地区墓葬常可见展翅飞鸟单独成器，此类可称作“飞鸟器”的器物，目前所知均由陶土塑成，并在鸟背开孔以供安插鹿角，鸟腹串接木柱和陶质底座相连。例如天门肖家屋脊M17随葬一件陶质飞鸟(图四)，陶鸟与方座原以木柱连接，器物出土时木柱已残。^[25]

图四　肖家屋脊陶方座鸟(M17:1、6)

肖家屋脊M17为单棺单椁墓，随葬陶鼎、敦、壶、豆与陶方座鸟，从器物组合来看为典型的战国楚墓。M17发现的陶方座鸟，鸟背上开有两孔安装鹿角，鸟腹下开孔以木柱连接方座，方座为模制，陶鸟则是捏塑而成。陶鸟通体素面无纹，和一般所见通体满布纹饰的漆木飞鸟不同，但是陶鸟鼓眼昂首，展翅开嘴呈鸣叫状的样式，完全模仿郢都的虎座飞鸟而来。由于肖家屋脊墓群等级不高，陶鸟形制特殊却仅发现单件孤例，本件陶方座鸟因此未得研究者注意。近年天门的彭家山楚墓再次出土多件陶方座鸟，使该类器物获得进一步研究的资料。^[26]

彭家山一地共发掘清理出19座墓葬，墓中发现铜器、玉石料器和漆木器等随葬品，器物种类涵盖礼器、乐器、兵器与车马器多种。发掘报告依据墓葬的用鼎数量和墓坑规模将墓群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其中归属乙类、墓主身份可能为士的战国中期墓葬M1随葬有镇墓兽与虎座鸟架鼓。镇墓兽已残损，虎座鸟架鼓保存不佳，但该件漆木鸟长颈昂首，鸟体饰以羽纹和卷云纹的特征同郢都所见的虎鸟组合器相近。

彭家山乙类墓之中，时代较M1稍晚的M4与M11两座战国中期墓葬则随葬不见于郢都的陶方座飞鸟。M4出土的陶鸟(M4:9)残缺，外形短颈秃喙，从开孔可知鸟背上原有安装插件。M11陶鸟(M11:1，图五)鼓眼、昂首并展翅张口为鸣叫之状，鸟身通体黑底，以红黄白色涂彩，背部开有双孔。彭家山墓地在战国晚期的丙类墓葬M13还有一件陶飞鸟(M13:12)，飞鸟鼓眼、昂首且展翅张口，但鸟首无冠。该器背部开有双孔，腹底则以单粗圆足直接固定于方座。彭家山3件陶飞鸟的形貌各有特点，但也不乏共通的细节。彭家山陶鸟都是展翅鸣叫的姿态，和郢都凤鸟有互通之处，而即使随葬飞鸟器的墓葬年代和等级不同，彭家山的陶飞鸟鸟尾都有扁尾弯曲下垂的共通特征，肖家屋脊的陶方座鸟也具有同样特征，扁尾弯垂可视为天门地区陶方座飞鸟的标志。

图五　彭家山陶飞鸟(M11:1)(www.daowen.com)

此外在河南固始的蝙蝠山楚墓，据发掘简报亦有鸟形器出土，该件器物为泥质灰陶鸟器座，陶鸟长颈昂首，粗尾，腿足呈圆柱形与底座相连。蝙蝠山楚墓的鸟形器形体较小，包含器座的长宽高度皆不足20厘米，又缺乏双翅纹饰等细节，推测本器可能是仿照方座飞鸟制作的粗陋明器。^[27]

飞鸟器亦有漆木材质，例如在湖南益阳M2出土的连坐飞鸟(M2:5、9、15—17、19、21、24、34、38，图六左)，是以一对昂首展翅的飞鸟插立在长方形底座而成，飞鸟制作略显粗糙，未见纹饰。而两只飞鸟形制并非全然相同，其中一鸟翘尾明显，发掘报告认为两件飞鸟的差异代表了雌雄之别。^[28]河南正阳苏庄楚墓也曾发现鸟形器(M1:67，图六右)，该器出土时已残，但鸟身整体大致完整，发掘简报认为该器可能是某一器物的附件，但是本件器物残高55厘米、宽达91厘米，体量已达到相当规模，鸟足下残缺的应该仅是底座，鸟形器即为一件漆木飞鸟器。苏庄出土的飞鸟如同楚地的飞鸟呈现昂首展翅之貌，但短颈与垂尾的特征则不同于一般所熟悉的楚式凤鸟，纹饰的组合也有所不同。^[29]

图六　左:益阳羊舞岭M3连座飞鸟、右:正阳苏庄M1鸟形器

讨论楚墓随葬的鸟形器，荆门包山M2随葬的铜鸟或可纳入鸟形器范畴。M2共发现两件铜质鸟形器，其一是通高不满10厘米的立鸟(2:103)，该器鸟首偏侧作顾盼状，翅微张，双足立于底座延伸出的横柱上；另一件飞鸟(2:104)鸟首喙前伸，双翅前卷，腹下接立柱，底部为圆盘座，全器通高21厘米多。^[30]两件铜鸟器与礼器同出于M2东室并非偶然，发掘报告将铜鸟归类为装饰品恐未尽全意。随葬品丰富的包山M2除了十余件木俑，墓中未发现镇墓兽、虎座飞鸟等丧葬用器，也未见虎座鸟架鼓，铜鸟很可能具有宗教用途。^[31]

综观战国楚墓随葬的飞鸟器，陶质飞鸟器主要分布于鄂东天门地区，飞鸟外形源于楚式凤鸟，弯垂的鸟尾则是当地飞鸟特征。漆木飞鸟器的分布零散，但楚地出土漆木器最为集中的荆州和长沙却未见一例，表明飞鸟器和虎座飞鸟的差异不仅是虎座的有无，而是涉及了意识层次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