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中，楚国仿铜礼器的生产制作是最重要的现象和标识，它反映的是楚国政治和文化的扩张:模仿楚国铜器的陶礼器可能出现在离郢都很遥远的地区，比如在湖北襄阳地区、豫西淅川地区和包括沅水下游、长沙、益阳一带的湘北地区。与人们追崇、交换铜器，把铜器视为宝物的情况相反，仿铜陶礼器的生产和使用都限于当地，制作通常比较简单。但是，这是一种生产实践，是一种技术传播，而不是一般的商品流通。

楚国西北的南阳和淅川地区则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不仅淅川下寺楚墓和淅川徐家岭楚墓是这样，南阳镇平程庄和淅川东沟长岭的战国墓地也是如此。^[21]东沟长岭的发掘报告指出，东沟长岭战国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尤其是其中的仿铜陶礼器，与楚墓中的典型随葬品非常相似。至于陕西丹凤古城的楚墓，尽管其断代很可能是错的，但至少能确定有一群人来自楚国，楚国的西界便可划定于此。^[22]

由于没出版什么重要的发掘报告，楚文化在东部的传播范围和推进程度很难界定。我们只知道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后，楚王和贵族先是迁都至今河南淮阳地区，后又迁至安徽寿县地区。

在楚国东南方，现江西、湖北、湖南的交界处、今赤壁土城附近，分布有两处楚国墓群、共108座墓葬，即王家岭墓群(62座墓)和花园岭墓群(67座墓)。^[23]其中出土了614件质量优良的仿铜陶礼器，一些陶壶有两个铺首衔环，某些陶敦的钮甚至为鸟形。

长沙地区发现了大批随葬陶器的楚墓(1933座)，其中出土的陶器大多属于仿铜陶礼器。^[24]与大部分远离郢都的楚墓类似，明器在长沙地区出现的年代在约公元前4世纪(浏城桥楚墓)，不过，多数明器出自战国末期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3世纪，即郢都被攻陷之后。发掘报告明确指出，长沙地区楚墓的文化面貌与河南南部的淮阳地区、安徽北部的寿县地区同时代的楚墓有相似性。长沙楚墓的分期断代工作仔细而缜密，但最终的断代结果还可再斟酌:比如，浏城桥楚墓的年代应该与荆州天星观二号墓的年代相当。^[25]浏城桥楚墓出土的明器和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铜器、望山楚墓出土的明器简直毫无二致。天星观二号墓和望山一号、二号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年。

在今湖南沅水下游地区，当年楚国的西南边陲，考古人员已发掘出1395座楚墓。^[26]只有A组墓葬包含仿铜陶礼器(A组墓葬下分甲、乙、丙三类，乙、丙类下又分I、II、III三型)，共901座墓，占墓葬总数的64.6%。发掘报告显示，在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有5045件明器，786件日用陶器和2130件陶豆。所以，A组墓葬共出土7961件陶器，其中，明器占比63%。器型主要有鼎(1147件)、敦(918件)、壶(1125件)、盘(393件)和匜(379件)。其他器型数量较少，可忽略不计。仿铜陶礼器的组合比较固定，形制比较普通，没有江陵地区那么复杂多变，以鼎(用于烹煮牺牲)、敦(用于摆放菜肴)、壶(用于盛装酒)为代表器物，伴之以豆(餐具)，偶有盘、匜，这便是基本的组合。铜器方面，与青铜武器的数量(511件)相比，青铜礼器的数量(15件)可谓微不足道。在更偏远的、位于沅水上游的沅陵窑头墓地，明器在战国中期才出现，年代比较晚。仿铜陶礼器也是以鼎、敦、壶为大宗，三种器类在数量上差别不大。(www.daowen.com)

在遥远的沅水下游，楚文化的统治地位要到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遗址的第三期第4段)才得以确立，这就是仿铜陶礼器出现的年代(表三)。但习俗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仿铜陶礼器的数量也经历了由少变多的过程:在遗址的第四期第7、8段，即公元前278年后，楚文化成为真正的主流文化。

表三　湖南沅水下游地区楚墓仿铜陶礼器的分期

*仿铜陶礼器总数包括鼎、敦、簠、壶、鈁、小口鼎、盉(鐎鼎)、浴缶、鼎形鬲、盤、匜(一共3170仿铜陶礼器)，不包括盒、熏、高柄小壶、勺、匕。

在湘西的里耶麦茶墓地，目前已发掘236座墓，其中205座包含可辨认的随葬品。^[27]麦茶墓地位于里耶古城近郊，楚军曾在此地建造了几处防御工事。一些墓葬中出土了仿铜陶礼器或者带有战国末期湖南地区楚文化因素的器物，如琉璃璧、镜子、青铜剑等。不过，琉璃璧、镜子之类的珍宝不一定出于明器墓。有些仿铜陶礼器的彩绘非常精致，完全可以和郢都的器物媲美。所以，在这楚国的边疆，墓葬中存在两种明器组合:一种是精美的仿铜陶礼器，它们器型优美、做工精良，以彩绘装饰，数量很少，这类发现简直出人意料；一种是普通的仿铜陶礼器，器表粗糙、比例失衡，其形制与铜器没什么关系，其中以敦最为典型。

显然，在公元前278年秦军攻克郢都后，大量楚国贵族移居至此，此时，明器数量出现激增。在此之前，楚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比较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