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对于明器制作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仅有李文杰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一书可供参考。最近，田剑波也发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是关于湖北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图四)。^[12]

图四　湖北宜城跑马堤方壶成形方式

1.方壶(M1:29)　2.方壶的成形方式

(一)制作方法

仿铜陶礼器的坯体在低温下即可烧制成型，即便做工可能比较粗糙，但形态与铜器原型还是非常接近。之后，装饰以戳印的花纹(圆圈纹)和模印的浮雕花纹，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还发展出彩绘花纹。总体来说，铜鼎是最频繁被模仿的器类，其制作也最为细致。

各地制作仿铜陶礼器的技术不尽相同:不是外形上的区别，而是制作方法的区别、装饰技法的区别以及对细节的重视程度。这些区别反映的是地方性制造工艺的差异，说明仿铜陶礼器是在当地生产和使用的，而不是通过商业网络流通于各地市场。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不同地区也许有不同的仿铜陶礼器传统:不同地区的陶工模仿与重现的细节并不相同。

仿铜陶礼器和它们的青铜原型。江陵望山一号、二号墓出土的明器不仅质量上乘，而且其组合之完整可谓前所未有(图五A、B)。一号墓出土了13件鼎(包括3件升鼎在内)和1件小口鼎(水器)。除升鼎和小口鼎以外的10件鼎中，有2件器盖尚存；有6件可见子口内敛，但其器盖丢失。这10件鼎皆为圆底，而该墓同时出土的8件铜鼎皆为平底。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陶工来说，制作圆底器比制作平底器更快更容易。

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陶敦在器身与器盖相合时呈橄榄形，而铜敦则会呈球形。我们发现把陶敦制作成橄榄形的情况相当普遍，但至少在楚国铜器中，橄榄形的铜敦非常罕见。

铜浴缶上基本不见花纹装饰，但陶浴缶上却装饰有铜器上见不到的雕塑兽纹。在以上这三个例子中，仿铜陶礼器和它的原型铜器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明器生产与铜器生产之间的联系似乎不是很紧密。可能是因为仿铜陶礼器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青铜容器作坊没有相近的关系。

图五A　湖北望山一号墓仿铜陶礼器(部分)

图五B　湖北望山一号墓仿铜陶礼器(部分)

可是，望山楚墓出土的陶方壶的制作却非常仔细(图六)，陶升鼎也是如此。如果将它们和江陵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铜升鼎相比较，会发现它们的形制和装饰都与同时代的铜器相合。这些器物很可能是定制的，尤其是升鼎:或是定制者提供了家里拥有的青铜方壶和升鼎来做模型，或是制铜工人也参与了仿铜方壶与仿铜升鼎的制作，因为在铸铜作坊有专业工匠制作陶模(母范)。这些明器的所有者应为非常富有的高等级贵族。其明器组合中也出现了其他墓葬罕见或者完全不见的器类。为了制作这些与普通仿铜陶礼器相区别的明器，定制是必需的。

图六　河南淅川下寺M1青铜方壶(左)与望山一号墓仿铜陶方壶

结果，在望山楚墓中，一共随葬两组仿铜陶礼器:一组形制特殊，直接按照铜器原型制作；另一组是普通的陶礼器，比如其中的鼎和敦，就是专业化作坊生产的普通产品。

我们注意到，仿铜陶礼器的形制可以做到与铜器毫无二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可以证明。比如，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在湖北地区，为了节省铜料，人们在铸造鼎足时内侧通常留有凹槽；有些仿铜陶礼器的足部也留有凹槽，但制陶工匠显然不需要节省泥土。这些陶礼器很好地复制了铜器的外形，体现了陶工们对铜器原型的充分观察。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陶礼器对铜器的高度仿制:其一，如果足内侧有槽的铜鼎本身就属于铜明器，那么，出现仿制的陶器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陶工们在仿制铜器时必然非常用心。

尽管我们可以在形制、风格、具体技法等方面来比较仿铜陶礼器和铜器原型之间的异同，却无法估计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年代差异。然而这个问题却非常关键，因为楚墓的断代基本依靠对陶器的年代来判断，特别是对仿铜陶礼器的类型学分析。

(二)郢都(荆州地区)之外出土的仿铜陶礼器

最精美的明器都是在郢都附近生产的。比如，雨台山墓地和九店墓地出土的仿铜陶礼器与铜器几乎一模一样；陶簠和陶敦的比例合乎礼制；铺首呈现的细节酷似其原型；敦的盖钮有时作尖状环钮；有些彩绘相当精致，尽管一般来说和铜器花纹没什么关系(图七)。显然，使用仿铜陶礼器的葬俗是从郢都向外扩散和传播的，年代学证据显示，仿铜陶礼器最先出现在郢都地区，过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在其他地区出现。

图七　湖北荆州九店M617仿铜陶敦

远离郢都的遗址呈现出与江陵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两者出土的仿铜陶礼器的质量有明显差别。在远离郢都的遗址中，仿铜陶礼器存在形态比例失衡、形制特点有所变动、制作简单粗糙、错误时有发生等问题。(www.daowen.com)

质量的差异: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了34件明器，器类比较丰富，包括5件鼎(I型)、3件升鼎(II型)、6件簋、2件敦、3件簠、2件方壶(图八)、2件鉴、2件豆和一些水器，如2件小口鼎、2件缶(在简报上所谓的“I式壶”)、1件鐎壶、2件盘和2件匜。此外，还有4件铜鼎。^[13]陶鼎质量上乘，陶敦制作甚佳，但这些陶鼎和陶敦仍然属于楚地普通的、典型的仿铜陶礼器，即属于专业化作坊日常生产的一般产品，因此，它们的质量不会显得出类拔萃。楚文化中，陶方壶属于非常罕见的明器类别。尽管浏城桥一号墓也出土了陶方壶，但与望山一号墓相比，就显得太粗糙了。浏城桥一号墓的明器组合之完整，是江陵地区之外少数能与望山一号、二号楚墓匹敌的墓葬之一。

图八　湖南长沙浏城桥(M89)方壶

通过对比浏城桥楚墓的明器和望山楚墓的明器，我们知道，在远离郢都的地区，人们能熟练地制作一般的仿铜陶礼器，陶礼器的形制可以与铜器保持一致；但对于比较罕见的器类，比如升鼎、簠、簋、方壶等，仿制起来就会出现困难，即便是技术娴熟的陶工，对于陌生的器物也是无从下手。

郢都之外，只有高等级的贵族墓能够保证明器的质量，比如信阳长台关和枣阳九连墩就出土了特别精美的漆木明器^[14]。其余墓葬中出土的明器，存在形态比例失衡、形制特点变动、制作简单粗糙、甚至出现制作错误等问题。

(1)形态比例失衡:在襄阳余岗墓地，器身通常呈圆球形的敦，变成了椭球形或橄榄形。

(2)形制特点变动:在郢都之外，敦钮和敦足上通常没有环且呈大“S”形。敦钮和敦足上的环是质量的象征，说明制作时比较细致。鼎足有时会拉得很长。

(3)制作简单粗糙:在离郢都非常遥远的湖南沅陵窑头墓地，鼎足上部截面呈多边形，与铜器完全不同(M1016，年代为该遗址三期5段)。在襄阳余岗墓地，铜敦的环状钮变成了简单的钮。

(4)制作时操作失误:在窑头墓地，陶壶铺首的方向被颠倒了。

当时仿铜陶礼器的定做者们应该很重视器物的形制，但其间的细节差异太多了，这既跟定做者投入的资金相关，又跟陶工对铜器原型的认识程度有关，淅川刘家沟口41号墓出土的鐎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5]

在远离郢都的地区，除了像信阳长台关一号、二号墓这样的高等级楚墓，明器的器类很少，一般只有鼎、壶、敦，其余器类都很少见。可能是因为缺乏铜器原型，也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对这些器类的需求量很小。

(三)郢都的明器模型和地方的仿铜陶礼器

如果某类铜器很普遍，那么，即便在远离郢都的地方也能被仿制得很好，鼎便是最好的例子。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离江陵越远，出土的仿铜陶礼器越是具有地方特色。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两个现象。

(1)淅川东沟长岭墓地出土的仿铜陶礼器都有一个共同的制作特征，陶鼎的盖钮、陶敦的钮和足、陶壶的盖钮皆呈楔形或扁蹄形，即用于制作器钮的方形泥块都被切去一个边角。除了一些敦足呈“S”形的敦、足部截面为圆形外，这个特征几乎适用于东沟长岭墓地的所有仿铜陶礼器。南阳镇平程庄墓地和淅川刘家沟口墓地的情况也是如此。^[16]因此，这是一个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地方特色。

(2)在湖南沅水下游楚墓群中，^[17]仿铜陶礼器展现出人们对细节的追求。比如擂鼓墩出土的一些铜鼎，器口有子口以承托器盖，沅水下游M1529出土的器盖甚至有动物型钮(M1529:13)。^[18]可惜的是，尽管我们可以比较形制或装饰上的细节，但对于这些总共分了44种类型或亚型的陶器，我们还是很难判定它们的铜器原型。^[19]即使陶礼器和铜器有类型学上的相似性，明器的生产作坊似乎也是相对独立的产业，其制作流程和演变规律都有自身的特点。当然，那些直接仿照铜器生产的明器，不在这种生产模式之列。

(3)偏居一隅的湖南沅陵窑头墓群，^[20]没有出土任何青铜礼器，说明这些墓葬的墓主可能相对比较贫穷。如果我们把窑头墓群和不远处的沅水下游墓群相比较，会发现前者陶鼎鼎足的上部几乎都有工具切削的痕迹，而通过这种加工方式形成的鼎足形态，并非是对铜器的模仿。与附近的遗址不同，窑头地区的陶工通过一种生产线作业生产陶鼎，他们也不知道制作精美明器的方法和技巧。大概是水道交通便利的原因，明器的制作方法得以传入，最终这里的人学会了简易的制作技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要点:

第一，明器的生产特点存在地方差异。

第二，离郢都和长沙越远的地区，明器越有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