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早期,楚人已经据有长沙盆地(如图三)。此时长沙地区出现了楚系高等级礼器群,见于长沙浏城桥M1。[26]该墓仅出土铜鼎4件,其形制同于蔡坡M4。[27]但该墓出土了大量仿铜陶礼器,包括折沿大鼎(镬鼎)、束腰平底鼎(升鼎)、簋等重器,器物形制与组合均是典型的楚式。与此同时,桃江腰子仑墓地的衰落,说明越人的败退,这当与楚国的势力深入到湘水中游有关。
图三 战国早期楚人控制的湖南地区图示
战国中期晚段,楚系青铜器的分布,已经遍及湖南北部平原地区。见于慈利石板村M36;[28]临澧九里M4、M17;[29]1957年出版的《长沙发掘报告》中的M315;[30]2000年出版的《长沙楚墓》发掘报告中的长沙荷花池M396。[31]而楚系陶器墓葬,则已遍及湖南全境。
战国中期晚段湘乡地区已经成为楚人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据点。湘乡牛形山M1墓口长13.75米、宽11.78米,墓口以下有五级台阶,葬具为两椁三棺。相邻的M2规模更大,墓口长20.6米、宽18.3米,墓口以下有九级台阶,葬具为两椁三棺。两墓均被盗,无青铜礼乐器出土。但是M1出土了陶质的折沿大鼎(折沿大鼎,镬鼎),子母口鼎、敦、壶、簠,器物形制均为楚式,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漆木器和镇墓兽。M2仅出土有木俑、镇墓兽等。[32]这些均是楚墓中常见的器物,年代约当战国中期晚段。从墓葬规模来看,若非被盗,原应有大量青铜礼器。这两座高等级贵族墓在湘乡地区的出现,说明该地已经为楚人所控制(如图四)。
战国晚期的楚系青铜器主要见于湖南长沙地区,计有2000年《长沙楚墓》发掘报告中的长沙丝茅冲M787(55长丝营AM32)、长沙烈士公园M967(57长烈博M3)[33]、长沙左家塘M1054(59长左修M6)、长沙烈士公园698(55长烈M2)、长沙砚瓦池M266(55长砚M1)。
图四 战国中晚期楚人控制的湖南地区图示(www.daowen.com)
除了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之外,根据何介钧先生对湖南楚墓的分期,沅水流域之常德、桃源、辰溪、溆浦以及湘水流域之汨罗、长沙、衡阳等地,还存在大量战国晚期后段到战国末年的楚墓。[34]这说明沅湘地区在秦拔郢都之后仍属于楚国。更有学者主张“自公元前278年江陵陷落后,湖南地区除了一度有秦人短暂进入外,仍一直处在楚人的控制之下,直到秦的统一”,因为在湖南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迄今没有发现一座足以证明是秦统治者的墓葬。位于酉水下游的里耶古城,在战国中、晚期没有发生大的文化面貌的改变,城内及附近的麦茶墓地均为战国中、晚期的楚文化遗存,[35]也说明这一地区在战国晚期仍属于楚国。
部分学者认为,湖南地区大量战国晚期晚段楚墓的存在,或许与公元前276年,江南楚人的反击有关。[36]《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37]又《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38]包括长沙在内的沅湘地区或为楚顷襄王收复的江旁十五邑。
从长沙发掘的大量战国晚期楚墓和湖北云梦等地发掘的大量秦人墓葬分析,长沙在战国晚期仍属楚的可能性较大,而且一直到秦灭六国分天下为36郡,设长沙郡时,秦人对长沙都没有大规模占领的军事行为。
长沙地区是楚人的重要粮食基地,“长沙,楚之粟也”。[39]顾铁符先生曾经指出,郢都陷落后,“在郢的楚国贵族和大小官员中,除一部分逃到陈县之外,还有一部分就通过水路走到江南。这些人里面,凡是不再转道到陈去的,就在长沙、常德等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定居下来”,造成了长沙等地回光返照的繁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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