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楚人的势力扩展到澧水下游、洞庭湖南部，资水下游今益阳市北部地区。澧县皇山岗M1^[15]、益阳热电厂M183、M139、M170出土有楚系青铜器，^[16]是最直接的证据(如图二)。在长沙、常德及沅水中下游开始出现中小型楚墓。同时湘水中游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楚系青铜器，见于湘乡何家湾M1。^[17]但是资水下游，可能仍为越人所据。

春秋晚期，澧水下游地区已经为楚人所控制，澧县皇山岗M1出土铜礼器为这一区域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楚系青铜器。该墓于农民取土时破坏，残存铜鼎、敦、尊缶、匜各一件。其中鼎为平盖的箍口鼎，盖、足均为素面，鼎足较短，微外撇，同于春秋中期晚段的当阳金家山M235出土铜鼎，而与春秋晚期淅川下寺M10、M11出土三足外撇鼎的风格有一些差异。其他器物如敦、尊缶、匜则与淅川下寺M10、M11出土同类器似。因此该墓年代为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资水下游的益阳北部地区也为楚人所控制。在益阳热电厂M139、170、M183出土的青铜礼器，亦是目前所见资水下游地区最早的楚系青铜器。这三座墓中，益阳热电厂M183出土楚式鼎1、簠1、尊缶1、盘1；M139出土有立耳越式鼎1、敦1；益阳热电厂M170出土有楚式鼎1、敦1。这批青铜器与襄阳山湾M23、下寺M10、M11出土同类器相似，年代当为春秋晚期。高至喜先生主张春秋晚期楚人已经进入益阳一带，^[18]可信。

但是从桃江腰子仑大量春秋中晚期越人墓的存在来看，春秋晚期楚国的势力仅止步于益阳北部地区。在益阳南部地区、资水下游的桃江一带，尚存在大量的越人墓(如图二)。1986年至1990年，益阳市文物部门在桃江腰子仑发掘墓葬113座。^[19]墓葬无封土堆，其中107座是狭长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多为扁足越式鼎、扁茎无格剑、双耳或带鼻钮的矛、宽刃的斧等。墓葬年代从春秋中期早段到春秋晚期。这批墓葬代表的应该是越文化的遗存。虽然该墓地内一类墓有楚式鬲出土，但出土楚式鬲的墓，同出越式兵器、工具，墓葬规模及数量均弱于出土越式鼎的墓葬。这说明春秋中晚期该地处于越人的统治范围内。到战国早期，该墓地墓葬数量急剧减少，并且出现宽坑墓，可能与楚文化的南下有关。

湘乡何家湾M1出土的青铜器存在楚系与吴越系两种风格。楚系青铜器有鼎、尊缶、敦，吴越系青铜器有越式鼎3件。对于该墓的性质，争议很大。一说主张是春秋晚期越人墓，^[20]一说主张为春秋晚期楚人墓。^[21]

从大的环境来看，春秋晚期越人在湘中地区的势力仍然比较强大。宁乡黄材存在比较单纯的越式青铜器墓。^[22]韶山灌区M1虽然出土有楚式浴缶，但是该墓的形制狭长，且有腰坑。^[23]其他随葬品如铜鼎、短剑、刮刀、方格纹陶罐，都是越人墓中常见之物。该墓应该为越墓。(www.daowen.com)

湘乡何家湾M1墓为较为狭长的土坑墓，壁龛位于墓壁长边一侧，也具有越墓的特点。因此湘乡何家湾M1定为越墓比较适宜。该墓楚系青铜器中的鼎，腹壁较直，底部较平，而盖隆起较高；敦的环钮上装饰有兽首；这些特征与典型的楚器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推测这几件器物是当地仿楚器制作的，显示出楚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综上，湘乡何家湾越墓以及桃江腰子仑越墓的存在，说明春秋晚期楚人对湖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区域，仍局限于今洞庭湖沿岸、湘水及澧水下游地区(如图二)。

图二　春秋晚期楚人控制的湖南地区图示

文献记载，周惠王曾经命令楚成王平定南方夷越之乱。《史记·楚世家》:“(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24]《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三十一年(公元前560年)楚共王死后议定谥号，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25]这说明共王时期对楚国的南疆曾经进行了征讨，益阳等地的楚墓，包括湘乡何家湾M1的楚式器物的出土，可能与成、共二王对南疆的经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