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五　二色锦之纹饰示意图

二色锦出土自湖北省荆州市包山M2墓，遗物编号451，约公元前300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图108)。

至于丝织品，楚地的工匠也尽显心思。古代中国的丝织品由来已久，到了战国时代，织造技巧已极为成熟，纹饰也多样多变。战国期的丝织品，已发展有多个类别，包括锦、绢、纱、罗、绮等各个门类，平纹、斜纹等织造技术也层出不穷。以湖北荆州诸多战国期墓葬出土的丝织品为例，就是丝织品行业大规模生产的例证。如图五所示的包山二号墓出土的二色锦，纹饰之精美、多变，结构之复杂，正可以展示丝织品生产行业的效率、组织与创造力。^[9]

原有之二色锦，由于年代久远，纹饰与织造已有破坏，但从图五所见，一个个基本的几何纹图案，拼合在一起，组成了较大的几何纹图案。如那些长方形条，几道拼接下来，就成了较大的几何纹图案，再加上弯弯曲曲的线状与其他图案，填满了整个空间。但细心的观众看来，虽然纹饰有点复杂，但也是诸多基本图案拼合起来的。几何纹图案特别适合织造出来。

至于此二色锦是怎样织造出来的呢?众所周知，中国很早便有了复杂的织机，战国期的织机可以织造复杂的纹饰。在织机上，竖排的是经线，横穿的、由梭子带动的是纬线。不同颜色的丝线要事先染好，准备好。^[10]先在织机上排好经线，想要在什么部位显示什么颜色，就让那种颜色的经线浮起来，不想显示颜色的经线就沉下去不露出来。同理，不同颜色的纬线也如是安排，纬线在经线中穿梭。经纬线支撐起整片丝织品的结构，让丝织品成形，同时，花纹也织出来了，与地纹颜色不一样的花纹颜色就会醒目地显示出来，花纹因颜色的衬托与对比便清晰展现。

包山的二色锦，顾名思义，有红棕二色，在图六中，白色代表红色，黑色代表棕色，这样意味着有两种颜色的丝线。经线有两重，一重为红色线，另一重为棕色线。棕色线是拿来显示花纹的，所以在有花纹的部位棕色线浮起而红线色沉下。纬线穿梭其间，形成平纹结构，即一上一下的结构。^[11]如经线1，纬线6与10浮起来，在旁边的纬线3、4、5与7、8、9便沉下去，组成齐整的平纹结构。

图六　包山M2墓二色锦之组织结构示意图

1A表示第一组红色经线，1B表示第一组棕色经线[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图105(原图如此)]。

这样复杂又整齐的结构，自然需要精密的准备工作。包括丝线的抽取、处理、染色，织机的不断改进，花纹的预先筹划，经纬显露位置的决定，都需要细致的布局。而在织造过程中，由于经纬线的众多，自然需要极有效率的织法，而非一条条丝线逐条去处理，这就需要织机的不断改进。包山的二色锦，每平方厘米内有26至47条纬线，92至174条经线，致使二色锦相较其他丝织品如纱、罗等较为厚重、耐用。^[12](www.daowen.com)

近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产业、大规模生产的例子，最著名的莫过于纺织业。以产品的绝对数量来说，当然近现代的产业是远远拋离的。但以古代的人力物力能源动力来计算，相对来说，公元前300年的中国南方丝织业是毫不逊色。他们有着比近现代纺织业毫不过时的产业计划筹备、组织力、生产力、创造力。

这些丝织品可以作什么用途呢?包山的二色锦，与其他的锦，可以用作衣服、被褥的边沿，因其厚重耐用，亦因其有着昂贵的价值。^[13]由于织造的困难、复杂，纹饰的繁密多变，锦自然变成贵族精英的专用品。但是如此高度组织起来的丝织业，自然可以造出各种不同的产品。有如荆州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彩绘着衣女木俑，其身上披着的小衣服，可以透露出一些端倪。马山一号墓出土有大量衣服、被褥，但年代久造也有些破坏，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穿在人体上的。但同墓的木俑给我们提供了示范。木俑的衣服是一层层包裹在木俑身上的，可能包山的精英也是如此穿着的。衣服以腰带系着，显露木俑的细腰。我们可以留意到木俑衣服上的纹饰，有凤鸟，也有四片叶子状的纹饰加上中间的圆点组成的花瓣纹。(见图七)这种纹饰的组合在楚地的丝织品上经常可见到。

图七　彩绘着衣女木俑

出土自湖北省荆州市马山M1墓，遗物编号2。高59.6厘米，约公元前300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图66)。

譬如同墓出土的镜衣(见图八)，上面就有这些凤鸟与花瓣纹。^[14]这镜衣就是拿来罩着铜镜的。由于铜镜的反射面容易被刮花，故此需要保护起来，拿丝织成的物件罩着铜镜就是很好的保护。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丝织品与铜镜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花瓣纹中的叶子纹，可以在上文图四的两面同模长沙铜镜上找到。那些叶子纹就在那些山字纹中间穿插。^[15]由此看来，铜镜的纹饰与丝织品的纹饰存在密切关系，它们的制作者可能就是互相参考对方设计的。

图八　镜衣

出土自湖北省荆州市马山M1墓，遗物编号8-4A。直径17厘米，约公元前300年(舒之梅、张绪球:《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52页，图395)。

上文述及的两大产业，有着高度组织、系统化、极有效率的生产能力，产品自然也众多，而如福特所说，大规模生产也伴随着大规模消费。以铜镜来说，战国时期至汉代的铜镜已经遍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蒙古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西伯利亚、中亚等地。铜镜不仅在长沙一带大量出土，在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中也是常客，东北三省^[16]、西北地区^[17]、中原地区^[18]、两湖和江西一带^[19]、两广^[20]、西南地区^[21]、鲁皖江浙地带^[22]、日本列岛^[23]、朝鲜半岛^[24]等地，均出土有大量铜镜。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有铜镜碎片，而这些铜镜碎片与长沙出土的铜镜纹饰、铸造方法非常相似。^[25]它们应为同一产业链的产品。巴泽雷克的墓葬也出土有与中国南方丝织品非常相似的丝织品，也是凤鸟与植物纹的搭配，不过巴泽雷克的是绣上去的。^[26]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巴泽雷克出土的铜镜与丝织品的确切产地，但显然它们都与战国时期的中国铜镜、丝织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两种产业的产品都有广泛的散布，距离又如此之遥远，虽然我们不能证实两种产业的确切生产数量，但我们可以窥视此两种产业的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