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所出战国时期的铜镜，在中国乃至世界青铜冶铸史上是一个高峰期。在战国时期，很多学者都说这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衰落期，但是铜镜却一枝独秀、独占鳌头。铜镜的冶铸毫不简单，并非单纯的二分范就能铸成。铜镜上的精细繁密的纹饰，没有其他铜器可以比拟。如羽翅纹铜镜，在毫米级的平面上，一道道细线、一个个颗粒点都清清楚楚地铸造出来，毫不拖泥带水，线、点之间的距离清晰、明确。这个例子就是湖南长沙市德雅村国防科技大学M4墓所出的纯羽翅纹铜镜。^[4]这种清晰细致度，在全世界的青铜器中也少有比拟，这类铜镜代表了东亚大陆所出青铜器的高峰。

图一　铜镜

出土自湖南省长沙市德雅村国防科技大学M4墓，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内，总帐号1429。直径15.2厘米，约公元前300年。作者之照片。

但是楚地所出的铜镜不止是铸造精美而已，其繁复多变的纹饰，令后世学者的铜镜纹饰类型学层出不穷。20世纪初、中期的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都对铜镜纹饰类型学有深入研究。^[5]时至今日，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等机构也各自组织了对馆藏铜镜的类型学研究。^[6]此可谓方兴未艾。铜镜纹饰的多元繁复，令人对其着迷。

铜镜的铸造精美、纹饰多变吸引了当时人的注意。上自贵族、精英，下至平民百姓，都对铜镜趋之若鹜。在长沙某些地区的楚墓中，基本是一墓一镜，乃至最少陪葬品的墓穴，推测是较贫穷的人，也会拥有一面铜镜作陪葬品。此可谓大规模消费的例证。^[7]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铜镜被大规模消费，生产数量理应极其庞大，而其多元纹饰、精美铸造，又揭示铜镜并非纯粹生活普通用品，而是大规模生产的艺术品。这还不是铜镜产业的全貌。上文所述，大规模生产并非单纯是产出数量庞大的产品，还应包含精细的有组织分工、注重效率、精准生产，从而达致组装畅顺，快速生产。这才是铜镜的大规模生产的面貌。

战国时期的铜镜，如羽翅地纹镜等清晰区分主纹地纹的，是由一个个泥塑的块模、版模、背景模、主纹模组装而成的(见图二、三、四)。^[8]块模指一块块长方形的基本组成部分，几个块模组装成一个长方形的版模，几个版模组装成一个背景模，由于铜镜多是圆的，把背景模突出圆框的部分裁掉，就成了一个圆形的背景模。由于块模、版模、背景模都是组装而成的，各自又可以复制，于是有大量的一模一样的块模、版模、背景模复制出来。而这些一模一样的泥塑块模、版模、背景模又可以自由裁剪切割，又可以与不同的块模、版模、背景模混合组装。到了背景模备制完成，再复装出一模一样的背景模，再自由裁剪切割出不同大小的背景模，配以不同搭配的主纹，一面面铜镜的镜模便生产出来。从同一个镜模复制出镜范，再铸出一模一样的铜镜。再以铜镜为模，铸出小一点但纹饰同样的铜镜。这个过程，真真正正体验了大规模生产的精髓:效率、分工、速度、组装、可持续。(www.daowen.com)

图四所示的两面铜镜，乃为一模一样的铜镜，应出自同一镜模，不是同一镜范。由于镜范在铸造过程中会被破坏，凝固后的青铜会紧紧黏在泥塑的镜范上，要取出铸造精密的铜镜必然会破坏镜范上细致的纹饰，所以使用后的镜范是不能再用以铸造具有精密纹饰的铜镜。但是，用同一泥塑镜模，复制出同一样的镜范，以同一样的镜范就可以铸出一模一样的铜镜。以铜镜作模去铸镜(surmoulage)，新铸镜面积会小点，但纹饰亦可同样精密，端看铸镜者之技巧。所以，以上述论证，战国时期的铜镜是大规模生产的。它们不仅数量庞大，具有诸如福特所说的大规模生产的特点，同时兼顾纹饰的多元搭配，由一模一样的块模、版模、背景模混合搭配，呈现多元多变的纹饰，满足不同的市场需要。此可谓艺术性大规模生产(artistic mass production)。

图二　块模、版模、背景模

图三　经裁剪后的背景模

图四　两面铜镜

左面铜镜出土自湖南省长沙市大同小学M2墓，右面出土自长沙市德雅村国防科技大学M5墓。两面均藏于长沙市博物馆内，总帐号4817与1411。两面直径均为11.4厘米，约公元前300年。作者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