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祥　连　红　王　峥

楚国从小国发展到霸国，铸造青铜兵器的铜料成为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楚国铜矿冶兴盛进程如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试以考古发现资料为基础，对楚国铜矿冶历史进程作点探析。

西周早期，楚国为蕞尔小国，《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称楚“土不过同”。楚国初封之域是否蕴藏有铜矿资源或从事铜矿的采冶铸活动?探析这一问题关键首先判定熊绎始都丹阳的地望，循此追踪其域内铜矿资源与铜矿业。由于史料对楚始都丹阳记载不详，加之西周时期的楚国考古学文化面貌模糊不清，因此，古今学者对楚都丹阳地望认识成为一个公案。罗运环先生列述了楚都丹阳地望的八种观点，徐少华、尹弘兵先生也作了详细探讨。^[2]本文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试将丹阳地望观点归纳为东、西、北三个区域，主要跨今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相关县市:其一，东有“当涂说”观点，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上)》丹扬郡“丹阳”县下班固原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说因无考古材料等支撑，现学术界对这一观点基本否定。其二，西为“土著说”，又可分为“秭归说”和“枝江说”，其中“秭归说”源于东晋袁山松《宜都记》所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挺此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枝江说”最早见于东汉颖容著作《左传释例》所云:“楚居丹阳，今枝江故城是也。”此说流传深远。“秭归说”相对应的西陵峡地区发现有楚王城、鲢鱼山、庙坪、官庄平、上磨垴、柳林溪等遗址，但这些遗址出土具有楚文化因素的陶器年代最早只能追溯至西周晚期，且在地理空间等方面弱于“枝江说”，因此，“秭归说”观点在学术界的认同度渐弱，今部分学者持“枝江”说。^[3]其三，北为“丹淅说”，最早见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所云“故楚都，在今均州”。清宋翔凤在所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中力挺，其观点影响较大，今成主流。但持“丹淅说”的学者们对丹阳具体地望的认识仍存在偏差，歧生出两种观点:蒙文通、安金槐先生提出了“先丹淅后荆山说”；^[4]石泉先生则主张“先商县后丹淅说”。^[5]21世纪清华简之《楚居》篇的公布，为多数学者认同早期楚族“北来中原说”及楚始都“丹淅说” 提供了考古文献支撑。在此，我们无意否定考古材料支撑较弱的其他丹阳地望的认识，而是立足于探寻西周早期楚人活动区域的铜矿冶业。其实，在当前楚学界倾向的“丹淅说”或“枝江说”所涉及的区域内，目前也没有发现铜矿资源及铜矿冶考古材料的报导。商周时期，铜料主要用于铸造祭祀用器和战争兵器，西周早期的铜器面世较多，以礼器及兵器数量为主，许多铜器铸有族徽或国名等，唯独不见楚国族徽和铭文铜器，难道楚国没有铜料或者没有自己铜矿冶业吗?其实，从西周早期楚君熊艾或熊黮之世观察，他们始与周昭王分庭抗礼，可窥见楚人军事实力。楚人的反叛威胁了周人南土政治秩序和“金道锡行”的安全，招致周昭王两次南征。其中，第一次为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79年)，周昭王率师并联合方、邓、洀、曾、鄂等诸侯军队平定了楚人的叛乱。此役见之于多件铜器铭文记载:如陕西省扶风县庄白出土《史墙盘》铭文曰:“宏鲁昭王、广惩楚荆、唯寏南行。”“安州六器”之《中方鼎》《中甗》及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等铜器铭文中记载周昭王南巡线路及伐楚获胜的故事。过伯随周昭王南征，用俘获的铜料铸造《过伯簋》铭其功，铭曰:“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彜。”(图一)铭文中的“金”，应是概指，包括楚人拥有的青铜兵器、礼器及铜料。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楚人的确有铜料。

图一　过伯簋及铭文

周昭王第二次南巡为昭王十九年(公元前976年)，此次率师伐楚橫渡汉水时，终以“周昭王南征而不复”，以至“周丧六师于汉”而失败，这一大事件震惊王土，多种史籍对其记载，唯不见铭文铜器。

结合周昭王两次率联军征伐楚国的史料记载和过伯簋铭文观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国支撑战争所需的铜兵器应不会少，推测楚国储备了一定铜料，建立了铜冶铸作坊。诚然，这些神秘面纱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进一步揭示。

西周中晚期，楚国实力骤增，攻城略地成为常态，甚至一度出现楚君封子为王的政治胆略。《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在楚人拓疆活动范围及域外之地，楚铭文铜器相继面世，经统计，见有楚公钟5件，楚公戈1件，其中，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收录楚公甬钟3件，现收藏日本泉屋博物馆(图二)；吴式芬《攗古录》收录甬钟1件；另1件为1998年7月陕西省扶风县周陈村窖穴出土(图三)。楚公戈为湖南博物馆在废铜中拣选而来(图四)。

关于楚公其人讨论，李天虹先生进行了统计分析，^[6]朱德熙先生提出楚公即楚公熊挚，时在周厉王，^[7]其观点可从。

图二　楚公甬钟三件

图三　楚公甬钟

图四　楚公戈

2012年夏，枝江万福垴遗址因建设施工出土12件甬钟、1件铜鼎及一批陶器残片。其中，一件甬钟的钲部刻有“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图五)。该遗址经考古抢救发掘，又出土一大批陶器，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8]黄文新等先生认为这些甬钟年代存在早晚之别，大概为西周中晚期，部分甬钟可能为楚人铸造，甬钟上刻字年代可能稍晚。^[9]

图五　万福垴出土甬钟及铭文

西周晚期楚国铭文铜器还有北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在鄂州嘉鱼太平湖出土楚公逆镈，原器早已遗失，翻刻的拓本失真，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等。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楚公逆钟8件(图六)，形制相似，每件均铸铭文。有的铭文达68字:“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氒(厥)先高(祖)考，夫壬四方首。楚公逆出，求氒用祀，四方首休多(勤)顉(钦)(融)，内(入)饗(享)赤金九迈(万)钧。楚公逆自作龢(和)(齐)锡(盪)钟百飤(肆)。楚公逆其万年寿，用保氒(厥)大邦。永宝。”^[10]

图六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楚公逆钟

关于楚公逆其人，楚史学家考证为楚君熊咢(鄂)，当在周宣王之世。楚公逆钟的铭文中，记载楚君熊咢(鄂)获得进献的红铜九万钧，约合今天六百多吨，其数量十分惊人，用于铸造大量甬钟，显示楚人铸造规模之大。关于铜料的来源，李学勤先生在《试论楚公逆编钟》一文中推测:“刚好在古武昌即今鄂城以南不远的大冶铜绿山。”其观点可信。

综上所述，所见西周中晚期楚国铭文铜器数量虽然少，但铭文传递着十分重要信息:西周中晚期楚国成为南土的大国，国强势威，所需铜料主要来源于贡献，为楚国铜器铸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君王步入了称霸中原道路，铜矿资源无疑成为实现霸业的战略物资，楚国拓土掠夺铜料资源与发展铜工业的结合更为紧密。《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楚武王执政之世跨越汉东，三次发动伐随(曾)战争。从楚君发动战争的表象观察，一是用武力威逼随(曾)侯向周天子说情升爵提位；二是问罪随(曾)侯“沈鹿盟会”缺席，对楚君的心怀不尊。窃以为，这实际是楚君为了拓土兼并，谋取周人南土的“金道锡行”和江南铜矿资源的控制权的借口。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病逝于第三次伐随(曾)之途，楚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则秘不发丧，继续领兵攻向随(曾)都，“除道梁溠，营军临随”，最终逼迫随(曾)侯订立城下之盟才撤军，终于实现了楚武王“得志于汉东”的遗愿。从此，周天子位于南土“金道锡行”的随枣走廊被楚截断。楚文王执政之世，向东南用兵，到达今黄石大冶一带铜矿资源产地，控制了铜绿山铜矿资源的经营权。楚文王晚年越过随枣走廊“自将伐黄”，将势力伸向淮河上游，此役可能阻断了西周位于淮夷的“金道锡行”。楚文王去世后，楚国政治势力在今鄂东南的杨越和淮夷两个地区皆未站稳脚跟，于是，发生了夷越叛楚和楚成王平叛事件，《史记·楚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楚)成王恽元年(公元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春秋早期的楚国铭文铜器面世极少，仅在枝江百里洲和当阳赵家湖出土了少许楚铜器。^[11]其实，春秋早期以前，我们只能通过少数的楚国铭文铜器蠡测楚国铜冶铸业发展线索，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为认识楚文王以后楚国数百年东进及楚国铜矿冶业发展面貌提供实例。铜绿山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矿冶遗址大概分为采矿、选矿和冶炼三个环节，这些构成了楚国铜矿冶业的发展进程。春秋时期，楚国采矿遗址有铜绿山Ⅳ号矿体和Ⅶ号矿体1、2、5号采矿点及Ⅺ号矿体等部分井巷、Ⅵ号矿体露天采坑。^[12]这一时期井巷安全支护仍继承商周时期铜绿山流行的榫卯框架结构。洗选矿场遗迹有岩阴山脚遗址发现的尾砂矿堆积、废矿石堆积。^[13]冶炼场有铜绿山Ⅺ号矿体冶炼遗址揭露12座残鼓风冶铜竖炉、^[14]岩阴山遗址冶炼场及矿工赤足印、四方塘遗址2处冶炼场。

纵观揭露的铜绿山Ⅶ号矿体(俗称“大岩阴山”)遗迹，山上采矿场与山下岩阴山脚遗址洗矿废弃尾矿堆积和选矿场、四方塘遗址冶炼场，三者之间既连成一片，又具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布局、生产规模和技术流程，共同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铜矿冶产业链(图七)。

图七　Ⅶ号矿体采选冶遗迹分布位置

2014年，在四方塘遗址东部山梁上(俗称“对面梁”)，发现了矿冶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墓葬区，^[15]现已发掘墓葬258座(图八)，其中，春秋时期墓葬有221座，所有墓葬皆为岩(土)坑长方形竖穴墓，墓葬规格接近，排列有序，多数墓葬呈西北至东南向，少数为东西向、西南至东北向。

由于铜绿山矿区的岩土含硫较高，墓葬葬具及人骨全部腐朽，根据朽痕可判定106座墓有葬具，可分为三类:一类为一椁一棺墓，6座，规模稍大；一类为单棺墓，100座；一类为无椁无棺的小型墓，115座。221座墓中有49座墓坑壁掏挖一个小壁龛，有71座墓葬有随葬品，且随葬品放置位置及随葬品质地、数量等呈现复杂现象:随葬品多数放入棺内或壁龛中，数座墓的随葬品置于棺盖上一侧或放在二层台，有的将生活用具打破后放入部分残器于墓坑填土中，即所谓的“毁器葬”。随葬陶器的墓，以鬲、盂、豆等为组合陶器稍多，少数为鬲、豆、罐或缽、豆、罐组合陶器，多数墓葬随葬其中的2件或1件；有26座墓随葬青铜兵器、青铜工具和青铜饰件；有4座墓随葬玉器等；有6座墓葬的壁龛中随葬铁铜共生矿石、1座墓填土中放置铜矿石(孔雀石)、2座墓葬壁龛中随葬碎矿工具——石砧、1座墓的壁龛与1座墓的填土中放置炉壁残块。

图八　四方塘遗址东部山梁上发掘的墓葬区

墓葬位置、墓坑方向和大小、葬具、随葬品质地及数量多寡等特征的差异性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族属。如一椁一棺墓葬与随葬青铜器、玉器的宽坑长方形单棺墓葬，一般位于墓地中南部高阔地带，其规格高于其他墓，墓主身份大概为矿区生产管理者或较高等级矿师，其族属应为楚人或者归顺楚国的扬越人。根据随葬品的质地和种类，推测墓主人生前存在分工，如随葬铜斧、铜凿等工具和兵器的(图九)，可能为采矿冶炼及木工生产的管理者；仅随葬青铜铍(剑)、戈的应为低级武官或士兵，承担着矿区安全保卫职责(图十)。

图九　M96出土青铜器

图十　M9出土青铜器

随葬铜刮刀和铜戈的(图十一)，可能是竹器制作的管理者；随葬铜削刀和铜戈的(图十二)，可能担负矿区生产质检、产量的记录工作等。

图十一　M88出土铜器、玉器

图十二　M27出土铜器

随葬3件生活陶器(含铜鼎)的墓葬(图十三)，墓主人地位稍高，可能为采冶方面的技师。

图十三　M5、M7出土陶(铜)器

宽坑长方形小型墓和窄坑长方形小型墓中，有的随葬1～2件陶器，或随葬孔雀石(图十四)、铁铜共生矿石(图十五)、石砧(图十六)、冶铜炉子的残壁块(图十七)，更多的无随葬品，其地位均较低，墓主人大概为扬越人，应是矿冶生产底层的技工或工人。

图十四　M54出土

图十五　M57出土(www.daowen.com)

图十六　M37出土

图十七　M201出土

四方塘墓地221座春秋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等特征，还反映了扬越文化和楚文化共存发展的现象，如陶器中以扬越文化典型陶器——陶刻槽足鬲稍多，陶盂等楚文化因素陶器逐渐增加，尤其是陶器组合又以春秋中晚期楚墓中流行的鬲、盂、豆组合偏多(图十八)，反映了春秋早期楚国对铜绿山一带占领以后，楚文化与扬越文化融合发展面貌。

图十八　M6出土

这批春秋墓葬也存在年代上的早晚之分，其中，M1年代稍早，出土陶鬲可归列春秋早期晚段(图十九)，与楚文王执政年代相近。M83年代最晚，出土的高柄足陶豆、陶罐为典型楚文化陶器(图二十)，可归列春秋战国之际，与楚昭王至楚惠王继位之初年相对应。

楚国对疆域内的铜矿资源开发可能建立了一套管理机构，设置官职对铜工业实行层级管理，铜矿业的管理机构和官员自上而下不会少于四级:其一，楚国中央最高管理工业的官职为工尹，其职责包含管理铜矿业。其二，在一方矿产区设立管理机构，对这一矿产区域的铜矿生产进行管理，如大冶铜绿山之西3公里的草王嘴城(亦称“楚王城”)，其职官应该专司铜绿山及周围铜矿的管理生产，类似今天大冶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其三，在某个铜矿山设置官员，具体管理铜矿生产，如铜绿山四方塘墓地中一椁一棺墓主人，可能是管理铜绿山矿冶的官员，类似今天的矿长。此外，在铜矿山发现的采、选、冶生产场地，可能还设置了一些最基层“小头目”，类似今天矿厂的车间主任或班组长。

图十九　M1出土陶鬲

图二十　M83出土陶罐、陶豆

春秋时期，南方的吴、楚、越之间争霸战争相继发生，楚国铜矿业也会因战争影响而出现兴衰现象。公元前512年，新一轮吴楚战争爆发，楚国节节败退，吴师攻陷楚国郢都，楚昭王出奔随(曾)国避难。楚国的战败，可能导致铜绿山等铜矿业出现短暂衰败。《史记》记载，楚地邑番县(今九江市以东)的铜矿业为吴国占有。楚在秦国、曾国的帮助下，退吴兵复楚国，这场战争在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出土的甬钟铭文中也有记载。^[16]从而，楚国也恢复了对铜绿山采冶生产。

战国时期，长江以南地区基本纳入楚国版图，楚国铜矿采冶业得到全面发展，出现鼎盛景象。从铜绿山Ⅰ、Ⅱ号矿体揭露的采矿遗迹观察，出现系列生产技术的创新:首先，铁质工具逐渐取代青铜工具，提升了对氧化破碎带铜矿料的开采力度，采掘矿石范围扩大，铜矿石日产量倍增。其次，井巷支护技术创新。井巷采掘面拓宽变高，使用粗大支护木料，竖(盲)井支护采用“密集法搭口式”结构，增强了竖(盲)井支护抗压的安全性；“密集法搭口式”结构，使竖井成为封闭状态，竖井不仅安全稳定，也增强了井巷通风效果。“密集法搭口式”对后世采矿的安全支护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近现代矿山改用钢筋混凝土的支护材料替代木支护。地下巷道与马头门分别变革成鸭嘴与亲口的木支护结构，增强了巷道安全性，采矿深度有的达近百米。井巷断面增高增宽后，解决了以往矿工不能站立作业问题，减轻了矿工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力。再次，提升技术的创新。普遍使用木制辘轳，由一段提升变为多段提升，使地下采掘铜矿石、井巷中渗水皆能顺利提升至地面。最后，采矿方式的改进。春秋时期采矿以竖井为中轴，采用平巷从上往下逐层采矿，大量的贫矿和废矿石必须提升地面，劳动强度大；战国至汉代，变革为从下向上逐层开采方式，对开采出来的矿石在地下进行初选，拣选出来的贫矿料、废石直接充填下部采空场，这样既避免下部采空场变型和坍塌的安全隐患，也大大减免了贫矿料、废石提升至地面的作业成本。这种方法开后世废井巷道充填技术之先河，保证地面不陷不塌。

上述采矿创新技术，在楚人新占领的江南铜矿山采掘生产中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如江西瑞昌铜岭29号竖井^[17]、湖南麻阳铜矿山采矿斜井巷^[18]，皆见有这种采矿方法和支护技术；安徽铜陵汉代金牛采矿点也继承了这一支护技术。^[19]

战国时期的楚国冶铜炉也得到了改进，炉子结构发生变化，炉子普遍变大。铜绿山春秋时期冶铜炉底部设有“T”字形风沟，铜绿山柯锡太战国冶铜炉底变革为“一”字形暗风沟，有的炉腔外壁发明土坯砖构筑技术，这既可缩短了筑炉工期，提升冶铜炉腔的耐用期。这些技术变革，实现了冶炼粗铜的高产。

楚国在铜绿山生产铜料推测达8万吨以上，其数量巨大，为铜器铸造业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楚国铜料广泛用于商业流通、外交、战争、祭祀及生活生产诸领域，安徽繁昌县黄浒乡发现楚国蚁鼻钱范母两块，纪南城陈家台遗址发现的冶铸遗址，皆可窥见楚国冶铸业的规模化生产。楚国青铜器铸造发明的“失蜡法”，以及多姿多彩的铜器表面金属工艺等高端技术，使楚国铜工业技术工艺登上世界青铜文明之顶峰。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释】

[1]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存考古新发现资料整理与研究”(17AZD025)阶段性成果。

[2]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徐少华、尹弘兵:《楚都丹阳探索》，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45页；安金槐:《商代的楚文化遗存及其有关问题》，河南省考古学会编:《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0页。

[5]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李天虹:《楚国铜器与竹简文字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页。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宜昌万福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

[9]黄文新、赵芳超:《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甬钟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

[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11]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2]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管理委员会:《大冶市铜绿山岩阴山脚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

[14]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管理委员会:《大冶铜绿山四方塘春秋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陈树祥、陈丽新、席奇峰:《古代矿冶生产者公共墓地国内首现——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6年2月26日。

[1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博物馆:《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18]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麻阳战国时期古铜矿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2期。

[19]杨立新:《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