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苏家垄遗址还没有发现铸造所需的陶范，无法说明墓地所出青铜器是否是在本地铸造，但如此大规模的冶铜遗存的发现足以说明苏家垄不仅为春秋早期中国青铜运输的重要节点城邑；更兼具“加工”的功能，将从附近运输而来的铜矿资源加以冶炼(在距离7公里左右的地方调查发现了铜矿)，而这一点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原产地”的冶炼功能稍有所区别。无论如何，苏家垄大规模铜器群和冶炼遗存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周王朝管理经营南方及南方铜、锡原料的重大史实，也实证了当时在江淮地区确实存在一条铜矿资源的南方之路。^[8]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苏家垄冶炼的铜矿来源于哪里，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苏家垄考古发掘期间，笔者组织了专题调查，在苏家垄遗址附近的京山涂家塆(苏家垄遗址北面约7公里)、随州同兴、钟祥东桥与洋梓等发现了铜矿原料地，^[9]虽然具体确证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如在这些铜矿产地采矿并运输至苏家垄一带冶炼，当是较为合理的推断。如是，推测曾国维护的“金道锡行”的铜、锡来源是多元的，既有本地冶炼的，也应有从大冶铜绿山等地冶炼的铜锭，再外运而来的。

图四　苏家垄M79所出铜簠与国博所藏“曾伯”簠比照

图五　阳新和尚垴遗址位置图

关于铜原料获得的方式，则既有贸易，也有武力掠夺，这可通过铜器铭文的相关内容得到印证。北宋时期出土于陕西韩城的晋姜鼎铭文有记载:“……嘉遣我易鹵积千两(辆)……征(繁)汤，取氒(厥)吉金，用乍(作)宝尊鼎……”这段铭文记述的当是晋楚之间的盐铜贸易，李学勤认为“繁汤”即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晋姜鼎和戎生编钟记载了同一史实，即晋国以大量的盐前往繁汤交换铜料。^[10]关于晋姜鼎的年代，裘锡圭认是为春秋早期，李学勤认为是昭侯六年(公元前740年)，晋姜鼎的铭文揭示了春秋初年晋国通过贸易从南方得到大量铜料的事实。关于贡享等掠夺方式，西周楚公逆钟的铭文记载:“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夫(敷)工(供)四方首。楚公逆出求人用祀四方首，休多禽(擒)。顉(毓)内(纳)飨(享)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龢妻(谐)钖钟百肆。楚公逆其万年寿，用保厥大邦，永宝。”记载楚公逆(楚君熊咢，公元前799—前791年在位)为祭祀先祖等外出寻求贡品，^[11]多有收获，得到的进贡赤铜九万钧(约五六百吨)而铸造了大量的钟，至于获取的方式，“禽(擒)”表明使用了武力，应该是有直接用武力掠夺，也有他族迫于武力“主动”进贡的。黎海超、崔剑锋运用科技分析方法，也证实了至少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年晋国所用铜料有部分源于与楚国的贸易，^[12]可见不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武力掠夺的方式，铜料的交流是真实存在的。

根据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的矿冶考古材料，尚未发现西周时期周人直接控制铜料生产的证据。1983年、2003年考古工作者曾对阳新和尚垴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发现有大量炼渣及其他遗物，确认这里是一处早至西周早期的两周时期的重要冶炼遗址。和尚垴遗址中出土的带沟槽的鬲足、带流鬲都体现了较强的地方文化特点。^[13]可以据此推测，西周时期主要是本地扬越部族在此进行铜料的生产冶炼，曾国应该主要是通过贸易、掠夺等方式获取铜料，再通过“金道锡行”随枣走廊线路或经过繁阳的北方线路输送至周王朝核心地区。

图六　和尚垴遗址出土的带沟槽鬲足(左)与带流陶鬲(右)

春秋中晚期以后，尤其曾国“左右楚王”后，其主要活动区域在今随州一带。曾国臣服于楚国后，楚国并未将其消灭，曾国仍占据今随枣走廊的随州一带疆域，只是随枣走廊这一条运铜线路以及大冶、阳新一带的铜矿资源被楚国夺去了控制权，曾国此时已失去替周王朝掌控随枣走廊这条“金道锡行”运输线的权力。《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成王元年(公元前671年)，周惠王授予楚成王特权，“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国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南方大片蛮荒之地，古大冶地区也纳入楚国版图。

楚国夺去曾国对随枣走廊的控制权后，又东进占领了大冶、阳新一带，进而控制了这一带的铜矿资源。但此时的曾国仍是随枣走廊这条运输线的一个重要方国，楚国要想把大冶、阳新一带的铜矿料资源运至楚国的北方地区，仍需要走随枣走廊线路或经过繁阳的北方线路，从而需要曾国帮助其守卫这条重要的运输线路。

从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出土较多含有楚文化因素的器物来看，此时铜绿山铜矿已经被楚国占领和经营。四方塘墓地的墓葬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分别对应着矿冶活动的组织管理者、低级管理者或高级技师、开采工匠。^[14]窄边小型墓穴、随葬沟槽足陶鬲者具有较强的当地扬越文化特色，宽边墓穴、有棺或有棺有椁、多随葬兵器、随葬陶鬲、鬲足不见竖行沟槽者则有明显的楚文化作风。^[15]可见虽然大冶铜绿山的铜矿资源的管理者为楚国人的中下层贵族，但开采工作主要是由当地的扬越人完成，楚国在控制扬越人给自己提供充足铜矿资源的同时，扬越人也当有一定的铜矿交易权。曾国在“左右楚王”时期，与楚国关系稳定，其当有一定的自主发展权力。因此不同于楚国直接控制铜矿，曾国可以通过贸易手段从扬越人手中获得一定的铜料资源，在春秋时期继续确保“金道锡行”，在铜料的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的夏商周时期，中国创造了以青铜器为载体的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探索青铜矿的产地与开采是中国青铜文明研究的重大课题。我国铜矿资源丰富，自夏商周开始，北方、南方的铜矿资源得到开采与利用。北方以中条山及周边区域铜矿为代表，距离中条山仅数公里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发现大规模的冶铜遗址，发现了炼炉残迹、铜炼渣、矿石、石范等夏代的二里头时期、商代的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16]表明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采矿、冶炼、铸造的青铜器产业链。南方以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17]阳新大路铺遗址、^[18]阳新和尚垴遗址^[19]和江西瑞昌铜岭遗址^[20]等为代表，表明南方至迟在商代就实施了开采与冶炼。出土于苏家垄墓地的曾伯壶与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曾伯簠相互印证，春秋时期曾国担负维护“金道锡行”矿料安全畅通的使命。尽管此时中国北方同时存在采矿、冶炼生产，由于铜、锡资源的需求量巨大，南方矿资源仍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原，存在一条中国青铜时代铜、锡资源运输的南方之路:金道锡行。江西铜岭、湖北大冶与阳新一带的铜矿自商代、西周就实施了开采，商代盘龙城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随州叶家山墓地、黄陂鲁台山墓地^[21]出土了表明铜料运输意义的铜锭，似乎暗示铜矿这条运输道路可能自商、西周都存在，但这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注释】

[1]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鼎立三十——看先民铸鼎镕金的科学智慧》，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2015年版，第79～80页。

[2]《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夏，楚子庚卒”，即王子午死于公元前552年。

[3]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以新出考古材料为线索》，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5]方勤、吴宏堂:《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www.daowen.com)

[6]方勤、胡长春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

[7]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以新出考古材料为线索》，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8]方勤、吴宏堂:《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家垄考古工作站资料。

[10]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

[11]董珊:《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中国历史文物》2016年第6期。

[12]黎海超、崔剑锋:《试论晋、楚间的铜料流通——科技、铭文与考古遗存的综合研究》，《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2期。

[13]咸宁地区博物馆、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县和尚垴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陈树祥等:《楚国经略鄂东南铜矿资源的考古学观察》，《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5]陈丽新、陈树祥:《试论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性质》，《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

[16]戴向明、田伟大等:《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发现大量夏商时期冶铜遗存——系中原地区时代最早、规模较大的冶铜遗址之一，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生产程度》，《中国文物报》，2018年12月14日。

[17]陈树祥:《铜绿山考古发现价值与意义》，《铜绿山考古印象》，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

[18]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等:《阳新大路铺》，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19]咸宁地区博物馆、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县和尚垴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20]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考古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21]发掘报告见于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西周墓M31出土了一枚“铜镜”，圆形素面，直径14厘米，报告描述“边缘上端有一小圆孔，应当为悬挂之用”；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武汉出土文物精选》(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了该照片。仔细观察没有纽，不应该是铜镜；相反小孔应当是为了便于携带，可见是一块铜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