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家垄墓地所出曾伯器群与传世的曾伯“金道锡行”青铜簠对应，说明“金道锡行”的节点位置在曾国

苏家垄墓地M79与M88分别出土一对铭文为“曾伯”的铜壶，根据两座墓的布局关系和出土器物推断，M79为曾伯墓，M88为其夫人墓。曾伯铜壶的铭文内容:“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霸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唯此壶章，先民之尚。余是楙是则，允显允异。用其鐈鏐，唯玄其良，自作尊壶，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锡(赐)害(匄)眉寿，子孙永宝。”而早年被山东陈介祺先生收藏，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曾伯铜簠铭文内容为:“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哲圣元武，元武孔黹(致)，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汤(阳)，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余择其吉金黄(铝)，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叚(遐)不(丕)黄耈，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从两个器物的铭文来看，不仅器主的称名一样，且铭文辞例相似；另外，M79出土的铜簠从器型和纹饰上也都与国博所藏曾伯簠相一致，据此可以断定两者的器主为同一人“曾伯”。早年间所认为的传世“曾伯”簠因收藏人陈介祺先生为山东之人，所以学界很容易联想到今山东境内之“曾”，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传世的曾伯簠也是出自今湖北境内的“曾”，只是不知这中间发生何种“变故”流传至今山东境内；或者是早在春秋时期，曾国与地处今天山东的某些诸侯国交流所致。但是，“金道锡行”的青铜之路，就在地处随枣走廊的曾国境内，这点毋庸置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曾国春秋时期主要通过随枣走廊的西端与中原交往，所以推测铭文所指“金道锡行”的线路，当是沿随枣走廊这条道路；曾伯簠铭文提到“印(抑)燮繁汤(阳)”，“繁阳”一般指今河南新蔡一带，同时考虑郭家庙、苏家垄所处的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多重证据表明曾国与处于江淮的黄国交好，特别是苏家垄墓地的曾侯仲子斿父、郭家庙曹门湾墓地的曾侯羊白^[5]的两位曾侯的夫人都可能来自黄国，不排斥还存在通过黄国再北上的一条线路，这条道路当经过今河南新蔡一带的“繁汤(阳)”。

(二)苏家垄遗址及墓地揭示的曾国当时高规格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佐证了能承担“金道锡行”使命(www.daowen.com)

苏家垄墓地是以两位曾国国君为主的一处曾国公墓地。^[6]1966年发掘的M1“曾侯仲子斿父”墓、2016年发掘的“曾伯”为两位曾侯，2016发掘的M1附葬的随葬有7车的大型车马坑进一步佐证了M1的身份是诸侯；与“曾伯”的夫人身份匹配的M88墓的发现，特别是M88墓中鼎、簠“夫人芈克”铭文中明确称羋克为“夫人”这一诸侯国君配偶才配专享有的称谓，也进一步证明“曾伯”的身份为曾国国君。不仅如此，整个墓地排列有序，还出土了“太师”“太祝”“太师”等类似周王朝三公职务的重要臣属，其中太师墓三鼎四簋规格。整个墓地除M1、M79国君规格墓葬外，还有5座三鼎四簋规格的墓葬，其身份也应是重要大臣；除国君外，臣属设置齐全，^[7]进一步表明苏家垄遗址是都城性质。正因苏家垄当年是如此高规格的居址，应是曾国当时的都城所在，才能担当起“金道锡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