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合金成分而言,中亚以西地区的合金技术发展规律如下:早期以砷铜与锌铜为主,晚期以锡铜为主。而就华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来看,合金技术的发展情况却正好相反。齐家文化金属器比例最高的为纯铜,此外有少量经鉴定为锡铅铜、铅铜和锡铜。而时代更晚的四坝文化(公元前1800—前1600年),除了纯铜及锡铜之外,另出现了17件砷铜、9件锡砷铜和1件砷锡铅铜[14];但我们无法肯定,这些器物中的砷料是有意加入合金中,还是铜料中混杂的成分。同一群学者一方面承认,砷的出现乃因甘肃省的铜矿含砷,只能算是杂质[15];另一方面却又假设,四坝文化有砷铜合金技术[16]。我们倾向于赞成第一种论点,原因是在四坝文化遗址所出土的10件铜锡合金的器物中,砷无疑为杂质(在这方面学者们看法无二),所以合理判断,在17件少量含砷的铜器中,砷料也是铜矿的杂质成分而已。此外,在四坝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3件纯铜的器物,因此就比例而言,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情况一致,以纯铜器物为主。
黄河中游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前1850年)的铜器中也含有一点砷,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人工砷铜合金,而是自然铜料中含有的砷,只能算是杂质[17]。对这种含砷铜器来源的看法,由于邻近陶寺遗址的中条山矿脉为砷黝铜矿(Tennantite Cu12As4S13)[18],因此有些学者提出黄河流域的青铜技术为独立起源的假说,并认为其矿源就位于中条山[19]。但这种说法亦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中条山的矿脉较深,不易发现而取得,需要在专业的地下井巷结构出现后,人们才可以采得矿石。青铜技术最初发明之时,毫无采矿经验和技术的古人不可能使用这种矿源,甚至难以发现此矿脉的存在。世界历史中,冶炼技术原生区域的开采条件,都不会像中条山矿脉那么困难。[20]
不过在中国境内含砷的铜矿并不罕见,如长江中下游安徽地区的铜矿也含有少量砷,矿脉裸露于地表上,易于发现和开采,此处早期开采遗址可溯源至公元前18—前16世纪,附近也发现有阜南台家寺商时期遗址[21],以及北阴阳营上层早商时期遗址(公元前18—前14世纪)[22]。长江中游早商青铜器也测到一点点作为杂质的砷,在硫化铜矿(copper sulphides)中,含有砷成分的矿物并不罕见[23]。
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林西铜矿冶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曾对铜、锡、砷共生的硫化矿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矿石经过焙烧直接还原生成了铜锡砷合金。[24]林西大井矿发现殷商时期开采的古矿遗址。[25]就此判断,在这些矿冶遗址周围分布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年代为公元前1800—前1400年)出土的铜器,其矿源就源于本地,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零星见于整个华北地区。[26](www.daowen.com)
总体来说,公元前第二千纪广泛存在着铜器的流动,同时应该也有矿料贸易,所以,对于当时含砷料的铜矿来源,难以提出可靠的观点。重点是,即使检测出砷,但因为砷是作为杂质存在,而不能以此证明公元前第二千纪华北地区的铜器技术是传自中亚或北亚地区,这原本就是两种互不相干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黄河流域地区,会发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只有简单初步的纯铜技术,并无砷铜技术的阶段[27],但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起,锡铅铜合金技术才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这种情况容易使学者得出中国所吸收的青铜技术来自外地的结论,因为只有通过模仿和借鉴,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从而快速迈入成熟又发达的青铜文明。[28]但这种看法的重点在于将黄河地区等同于中国,将黄河流域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的说法等同于或放大为中国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黄河流域确实没有原创的冶炼技术,但是中国地区并不只有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
若从黄河流域和华北以外的地区找寻青铜技术来源,我们认为目前最缺乏关注而实际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出土资料。首先,长江中游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体系,年代相当于西亚苏美;其次,长江中游矿源丰富,很难想象发达的国家对其周遭矿源无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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